四

政治的复归：“新的伟大斗争”

就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华为虽然想到有与美国山巅决战的一天，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但当美国突然对华为下手的时候，华为还是没有预料到美国的打击面如此广、执行打击力度如此坚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想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就在“9 •11”事件发生之后，2002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六大将 21 世纪头 20 年定位为“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定位就在于中国要紧紧抓住因美国反恐战争而与中国形成高度合作的难得机会，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中国经济实力决定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中的分量和地位。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同样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工业化道路被形象地称为“弯道超车”。这就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一）“政治”的误区：政治的技术化、法律化和治理化

尽管如此，当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的严重性，依然相信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看法：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基础开发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政治上“不争论”、在中美合作背景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大背景，导致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普遍缺乏政治意识的经济思维，从而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治理的角度肤浅地看待政治，以为政治就是一场生意，仅仅是一种利益交换，而没有看到政治包含着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在价值信念、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争夺和竞争。

从“不争论”到“硬道理”，中国政治阶层在雄心勃勃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用经济思维来解决一切治理思路，尤其是形成用经济思维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治理思路，导致政治意识的模糊、政治思维的停滞甚至政治本能的消亡。领导层不再用思想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而是用经济手段来缓和或者掩盖政治问题。在国内，面对社会分化和利益分歧，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经济维稳思路。甚至面对愈演愈烈的“台独”势力，我们试图通过扩大两岸经贸关系来解决；面对涉及香港管治权的政制发展争执，也试图通过不断“送大礼”来缓和；面对新疆愈演愈烈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寄希望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而面对国内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更是通过花钱摆平。

可以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这种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国内和平稳定的歌舞升平环境中渐渐成为丧失政治意识、政治意志甚至政治本能，从而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或者说混同了“利益政治”（politics）与“文化政治”（the political），以为“政治”仅仅是讨价还价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人民币摆平”，从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纠纷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这种“利益政治”忘记了人在本质上不是仅仅关注物质财富享受的动物，而是一个有灵魂、有精神、有价值追求的高级生命。而“政治”（the political）在本质上就是致力于探索并建构这种有价值、有追求、有信念、有理想的共同体生活。因此，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必然要面对“诸神之争”乃至“文明冲突”。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我们面对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的问题，首先不是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问题，而是文化教育、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的问题，是如何捍卫人心中的领土问题。而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重新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的准则和生命的理想信念。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就是这种“文化政治”的根本理念。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政治”的主题被窒息。特别是基于利益的政治技术化、法律化和治理化窒息着鲜活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执政党也因此日趋官僚化，满足于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新兴中产精英阶层理想信念丧失、道德价值滑坡、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区分敌人和朋友，不再关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再关注民族精神与政治意志，不再讨论历史发展走向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以一种“历史终结”的“末人”（last man）心态来看待政治，以为中国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维持中美关系稳定这个根本大局。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利用全球市场分工形成的比较优势，而反对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而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即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在经济发展的客观事物逻辑中，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与美国形成竞争态势，甚至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然而在政治的主观能动领域，整个社会精英阶层缺乏危机意识和政治意识，缺乏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陷入和谐社会、中美永久和平的歌舞升平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和中国政治精英的主观能动心态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断裂，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未能意识到这场悄然临近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号召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人担心“斗争”概念的提出要恢复到过去的阶级斗争时代，从而将“斗争”看作是“老左派”的陈旧思想，而没有看到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修昔底德陷阱”展开的伟大斗争，也是针对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二）“政治的复归”：挑战“历史终结”的“中国方案”

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人首先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从高压政治反腐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重新激活执政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执政党重新注入政治活力，恢复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五年的总结中所说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试图解决但始终未能解决的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这两次会议上，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再可能走向西方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发展道路上，“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这就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更为具体的制度建设。

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 2016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而在 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6）可以说，从 2012 年十八大到 2017 年十九大的五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面对必然来临的“修昔底德陷阱”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夯实基础的五年，是围绕这场伟大斗争全力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

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国产化，防止美国在核心技术上控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来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防止美国发起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重建和制度改革来重塑军魂，通过南海加速人工造岛以赢得地缘战略的先机，通过加速军事现代化让军队在实弹演练中适应战争需要，加速新型武器的研发和制造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一切军事战争。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帝国理念。

经过这五年的努力，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随之而来的宪法修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来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和平演变”战略失败，由此美国必然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

事实上，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早就在中国的预料之中。在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更是成为整个报告的关键词之一。这相当于提前宣布面对美国即将发起的打压举动的政治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尽管如此，十九大召开之后，很多人依然不能理解“斗争”这个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中国舆论中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关系面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结构性矛盾。

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孟晚舟，赤裸裸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意识到如果没有 2012 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拒绝“中美共治”诱惑，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车上，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而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世界帝国构想，这样的政治构想是目前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就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7）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我们要注意，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个概念就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甚至归结为习近平领导的个人因素。由此，在他们的逻辑中，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作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中，要建构“新罗马帝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普遍失望，尤其美国对华长期友好人士的失望，也包括基辛格这样的保守派人士的担忧。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 1949 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这种失望的反弹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怨恨，这种怨恨恰恰构成美国民主党中不少人士主张对华“新冷战”的心理起源。

特朗普政府在批评过往政府“误判中国”的同时，明确就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取代了过往“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位。可以说，由于美国民主派主导的对华接触战略的失效，才使得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无论在国内政治中有多大分歧，都会在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遏制”，从“合作”转向“竞争”。这种战略其实是美国从应对苏联的“冷战”的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如果说过往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战略主要依靠“中国的内部力量”，那么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则必须亲自“赤膊上阵”了。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会对中国发起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以及对华为公司的打击，而且可能发展为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一种新型的基督教帝国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新冷战”的“新”就在于中美两国的分歧不再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全球秩序安排的不同理解。一句话，“新冷战”就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量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