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强世功】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明确指出，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承诺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期望，即不断加深的对华接触将会刺激其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性开放，从而引导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全球事务承担者。四十多年之后，这种战略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控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志……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不断接触并没有像美国期望的那样引导其与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的秩序相接轨”。

尽管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舆论中对美国政府对华接触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这种主张也成为美国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中攻击自由派的重要理由之一，但是这次美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至少表明经过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摸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而这份报告和 201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恰恰可以看作是美国绘制的应对中国崛起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美国政府应对中国崛起新战略的出台，实际上证实了这几年全世界的观察家甚至普通民众早已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中美关系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那么，新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什么图景？美国对华的新战略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中美脱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等论述早已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概念，美国政府的这份新战略报告强调以“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遏制的“新冷战”，但不同于美苏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新冷战”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但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在利益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也会为了其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在有关领域中展开合作。

如果说美国政府的这份文件宣告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那么也意味着同时宣告美国在“后冷战”以来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理想在现实中遭到失败，因此美国谋求针对遏制中国而建构出大西洋体系和印太体系。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美脱钩”不仅包括技术、产业领域的脱钩，而且包括地缘政治上的重新布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的破产与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失败乃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为不能征服中国，不能获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在这一点上，美国从进入亚洲以来，历届政府均有清晰的认识。从1949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误判中国”，遵循的都是同一逻辑。

美国的“检讨”似曾相识，图片来源：NPR

那么，中美关系何以走到今天这个状态？如何理解在此之前的中美关系？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美国发起的“新冷战”？我们应当如何从全球大格局中定位并建构新的中美关系？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本文简单地追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试图提出“关键十年”这样一个概念，即要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的遏制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必须高度重视从 2008—2018 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2008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 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这十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更替和政治路线重新定调的十年，也是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中美两国同时在调整政治路线和国家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问题：中国崛起带来怎样的世界秩序？美国期望通过接触乃至“颜色革命”将中国纳入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轨道，从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而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说，由于两国对未来图景的构想差距过大，以至于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到今天的局面。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从现实出发来构思未来世界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建构。

一

历史的天命：中美两国的命运交错

在某种意义上，从 1963 年“中苏论战”到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也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决定中苏关系乃至全球格局的“关键十年”。它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深刻地改变了“冷战”的历史，甚至奠定了“冷战”结束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8 年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而这个时候也正好赶上苏联开启“改革与新思维”的年代。可以说，苏联和中国都不期而遇地走在结束“冷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苏联的改革开放不仅导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且导致苏联帝国的解体，从而为美国迎来建构世界帝国的机会。而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通过“沙漠风暴行动”完美地展现了其构想中的“后冷战世界新秩序”，即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时代。虽然主流学者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假定，称之为“单极世界”或“一强独大”等。

然而，正如克林顿在竞选中针对老布什的经典名言：“笨蛋，经济才是关键。”（It’s the economy, stupid.）美国要建立起世界帝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全球。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就是从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向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治理的经济体系中。

在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中，中国是最大且最具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在经济上控制中国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扩张战略中的重心。而美国的全球经济扩张战略与“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不期而遇。因为在经历了1989年的艰难时刻之后，中国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但是在国际政治层面采取“韬光养晦”战略，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因此，1990年代的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型企业，每天关注经济数字的飞速增长。

正是在共同转向经济这个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政治上虽然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摩擦，但在经济领域却始终能够保持着高度合作。一方面，美国的过剩资本和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形成了天然互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大环境下，美国外资很容易廉价地收购大量优质的中国国有企业，从而获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这种经济合作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

可以说，中国在政治战略上的韬光养晦成就了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在重大国际行动中，中国始终谨慎地站在美国一边，而在经济战略上的改革开放，更符合美国全球经济扩张、建立经济霸权的利益。由此，“克林顿时代”成为美国在“后冷战”以来通过推动“全球化”战略来建构世界帝国的最美好时代，但这其中有相当多功劳应归于中国，归于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经济扩张中的“助推”。

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一步激励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政治野心，共和党小布什上台之后，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下，将中国定位为政治意识形态敌人，成为实现其“历史终结”的打击对象，以至于在中国南海发生了撞机这种擦枪走火的事件。一时间，中美之间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紧张。然而，“9·11”事件后，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展开了长达十年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新的十字军东征”。而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差不多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提供的巨大动力，也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提供了充沛的经济资源。甚至当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恰恰是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帮助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顺利地度过危机，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了政治与经济适度分离的两条平行线。虽然中美在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由于中美密切的经济合作成功地化解了这些政治上的分歧。中国甚至也逐渐学会了利用美国工商界的力量进行政治游说，通过经济上的“让利”来缓和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此，在中国人的舆论中，一度出现了中美在经济上合作互补的“中美夫妻论”，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乃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理论。

然而，从美国战略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服务于其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展开规模巨大的伊斯兰战争，不仅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更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持。当美国陷入伊斯兰战争，中国却在“韬光养晦”中不断加速经济发展。特别是2008年美国经历金融危机而出现经济萎缩，而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中美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到达了一个打破平衡的临界点，不仅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家感受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对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我们在公共媒体上还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竟敢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原因是美国把钱用在了战争上。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这种傲慢恰恰表明他们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中美关系的实质，他们并没有看到当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到某个临界点，似乎要挑战美国的“新罗马帝国”时，那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必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让很多中国人纳闷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的企业家，甚至在中国发大财的企业家，并不像以前那样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经济友好政策，而是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背后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即这些美国的在华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在中国无法获取像过去那样的暴利，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对于一些迷信中美关系“经济压舱石”的人，如果依然相信通过经济上的“纳贡”能够获得世界帝国的政治庇护，那么美国保守派会用类似克林顿的名言来回应：“笨蛋，政治才是关键！”真正使中美关系发生转向的乃是经济变化引发的政治利益，即“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那么如何将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在政治上纳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就成为美国调整对中国政策的关键。

2008 年，中国举办了一场豪华完美的奥运会，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崛起的面貌。美国战略界开始检讨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得失。其中不少人检讨美国在“9 •11”之后的战略失误，认为以美国共和党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过分沉迷于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东征”，将全部精力投入伊斯兰战争，而忽略了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这种观点差不多成为推动美国政府战略转型的主流观点。为此，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重心就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应对中国崛起。

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宣布从伊拉克撤军，2011 年迅速击毙了本 • 拉登，随后名正言顺地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收缩，就是为了将力量转向应对中国。2011 年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转向亚洲”战略，2012 年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逐渐将 60%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 年，美国甚至策动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出国际仲裁，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而就在这一年，台湾发生了“太阳花运动”，香港发生了“雨伞革命”，云南和新疆则发生了严重的暴恐袭击事件。显然，美国所发起的这一连串动作，目标毫无疑问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

然而，美国的这一套战略对中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相反中国在经济上持续增长，产业升级效果显著，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政治上，新一代领导人顺利完成交接，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法律改革巩固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在军事上，不但开始制造航母，更重要的是南海吹填造岛并实现军事战略部署，从而突破了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与此同时，新式武器不断装备；在地缘政治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构筑新的政治版图；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无疑对美国的世界帝国图景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全面修正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全球帝国战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失败的根源在于迷恋传统的多边主义，从而让美国承受过重的国际义务和负担，以至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陷入矛盾：一方面希望政治上遏制中国，可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这种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必然削弱政治上的遏制。为此，特朗普政府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将战略重心转向经济，从奥巴马政府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转变为发起贸易战打击中国经济，并试图通过重振美国经济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

可以说，从 1993 年到 2009 年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 16 年是中美之间政治上相对缓和而经济上密切合作的黄金时代。从 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到 2018 年特朗普发起中美贸易战的前后10年，是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继续保持相互合作但在政治上不断摸索重新定位的“关键十年”。正是在这“关键十年”的发展中，美国得出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的失败。特朗普之所以当选美国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自由派的民主党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的失败。为此，美国自由派检讨为什么中国让“美国的期望落空”，甚至从二战期间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开始，反思历届美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左右中国发展前途的能力。（1）

而在美国保守派看来，这恰恰证明美国自由派对中国战略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刺激美国保守派通过炒作中国问题而重新夺取政权，而且让美国自由派在中国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主导权。当美国自由派学者联名对特朗普总统发出“中国不是敌人”的政治呼吁时，（2）美国保守派马上联合署名支持特朗普的对华强力立场，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主张与中国接触的这一派（the China-Engagement School）的支持者不断告诉美国政策制定者，一旦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达到充分程度就会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这一切过去根本没有发生，而且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决不会发生”。（3） 因此，我们要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必须理解美国自由派在“关键十年”中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