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二：政府预算越少越好、开支越少越好

财政收支是衡量政府规模最常用的另一个指标。自由放任主义坚持消极的古典财政政策 ，主张市场繁荣与否取决于私人投资而非公共财政，私人的实际固定投资来自储蓄，因此要最大限度减少财政预算，实现年度预算平衡，最好还要有财政盈余，以避免赤字和税收损耗，收税只是为了支付政府雇员工资和公务支出，基本不对个人进行转移支付，对新增收入降低累进税或者适当退税，以鼓励储蓄，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尽管1789年美国就颁布了《财政法》，财政部也是美国最早的四个部之一，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才开始尝试对政府预决算进行规范化管理，并推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又在自由放任主义指导下不去主动干预经济运行，预算支出规模也很小。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化的起步，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收入也大幅上涨。 与此同时，自由放任的经济大增长的负外部性再次浮现，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道德滑坡等问题同时涌现，“进步运动”应运而生，旨在限制政府开支、缩减赤字的全国性预算制度成为其重要成果。

但是，这种以限制政府开支为目的的预算制度，根本无法面对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基本没有实质性的调整，但经济危机却迅速改变了政府的收支结构，1929-1931年间“收入下降了50%，开支上升了几乎60%”。 作为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结束了黄金十年的持久繁荣，此后直到1932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都试图通过强化财政紧缩政策来化解大萧条，但经济却并未因此复苏。尽管1932年国会设立了临时复兴金融公司并通过了经济救济与工程法，胡佛还是在1932年总统选举中大败于罗斯福。罗斯福新政推翻了消极的古典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开始采用主动调节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积极财政政策。

为了刺激消费、走出萧条，罗斯福政府从1933年3月9日的紧急银行法开始推出一系列干预性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全国工业复兴法》、《全国产业复兴法》、全国复兴委员会、1933年《紧急铁路法》、田纳西流域管理局、1933年联邦公积金救济公司、1933年《农业信贷法》、1933年《紧急农业抵押法》及1934年的三个补充法规、1933年《房屋所有人贷款法》、1933年6月《Glass-Steagall法》、1933年4月《纽约最低工资法》、1934年进出口银行、以及1935年农村电子管理局等等。由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新政成为美国赤字预算的表率，开支剧增带来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美国政府大规模扩张，自由放任主义全面溃败。

进步运动所催生的全国预算制度开始于1923年的塔夫脱总统，但从新政时期开始，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的预算目标宣告失败，此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也几乎都无法实现这个预算目标。罗斯福政府突破了量入为出的预算原则，1946年颁布的《就业法》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政府雇佣和政府采购权。美国联邦政府在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其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与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就业和政府采购，70年代靠税收，90年代靠开支。如果没有政府采购的快速增长，也就不会有20世纪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 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00年，政府采购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了5-6%，这一比例至1929年达到8.12%；1929至1959年间每年增长2%达到1959年的20.27%，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35年间，增长幅度减缓，但1994年仍为17.4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规模扩张的诸多因素中，福利国家建设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各级政府机构的福利开支增长最快，1992年福利开支在所有各级政府开支中已经占到44%。美国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即社会福利开支从1959年的280亿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9560亿美元。在此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正是发生在大力鼓吹缩减政府规模、拆散福利国家的里根政府时期，198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开支从1090亿美元猛增到7580亿美元。从1950年到1991年期间，列入政府计划的总社会福利开支，每年约增长7%，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快一倍。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转移支付，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与医疗福利开支在1970-1993年各级政府开支增长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4%，其中最大的部分是由州与地方政府来管理的。主要形式是联邦出资，各州与地方具体执行，加上各项政府补助（医疗补助、食品、收入保障增补、未成年人家庭援助、各种社会服务），福利开支达到1993年的72%，1400万个家庭接受未成年人援助，2700万人领取食品补贴。以卫生福利、教育和社会保障部门为例，自战后以来该部门雇员数目便处于波动上升趋势当中。从1940年到1980年的四十年间，该部门雇员人数大幅增长，1940年时仅为9千人，1980年时达到最高点：16.3万人。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后，积极推行经济复兴计划，主张缩减政府规模和权力，减少税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削减社会福利。因此从这一年开始，该部门的雇员规模呈现了下降的趋势，2000年时降为12.6万人，此后有所恢复，2011年时该部门的雇员总数为14.3万人。

在现任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第一个财政年度里，尽管国内经济恢复增长，美国预算赤字仍扩大到7790亿美元，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沃克和瓦特这两位作者对大萧条期间的胡佛政府的评价也许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不能责怪胡佛对当时还无人知晓的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一无所知，但可以责怪他保守的、传统的、过度信奉预算平衡的观念。” 财政连年赤字自然不能算作经济健康运行的标志，但过度信奉预算平衡也非合理之选，尤其是危机来临之际。归根结底，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是国家履行各项基本职能的必要条件，为了回应现代大规模复杂社会的诸多问题和正常需求，即使财政支出增长率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也并非全然坏事，利用公债举办公共事业是可行的，如果它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额能抵消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当然，在危机之后，量入为出的稳健财政政策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