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种文明”

陈建成：无论中国共产党在外部或内部推动什么政策，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民主”，“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正如古语所说，大道行之天下为公，以上提到的所有倡议，其精神内核都与中华文明的古老文化和理念紧密相连，都深含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听听你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看法。

穆沙希德：我总是说，这是很多西方人犯的一个错误，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只把中国看作一个国家，而不认为中国是一种文明。

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没有被任何外来力量长期征服过。它也一度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国家，非常担心外来入侵，因此建造了长城。中国是第一个推动全球化的文明，这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丝绸之路是关于互通有无的。作为一名穆斯林，我为先知穆罕默德在1400年前的教导感到非常自豪，他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往求之”，他没有去过中国，但知道中国当时的文明很发达，他把中国作为知识和学习的榜样。

我记得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的一次演讲，那是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当时我也在场，被邀请为主讲人之一。我引用一下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他说，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他提到了西方文明，提到了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提到了中世纪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跨越几个世纪的时间段里，不同的人来到中国，以旅行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中国学习。中国不是封闭存在的，中国包容、不排外、不仇外，中国欢迎来自外部的想法，中华文明也融合了与中国互动的其他文明成果，这非常关键。全球化的本质是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来相互学习，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髓，也是中国外交政策和中国成功故事的支柱之一。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会在北京举行

陈建成：是的，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有很多相似性。

穆沙希德：是的，当我们谈论政策时，往往要注意到思维过程的连续性，政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涉及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愿意，并且准备好接受中国在全球发挥的影响，在贸易、投资、教育、文化、互联互通、外交事务等方面与中国合作。

“中国面临最重要的挑战是媒体和信息战”

陈建成：当中国为世界推动一些重要倡议，重建国际秩序时，也许我们也应该让世界人民了解它，对此你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穆沙希德：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功不再局限于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这在四五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全球经济增长的30%是由中国推动的，在联合国193个国家中，13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去年12月，我在哈佛大学读到一篇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文章，他非常有名，也非常有经验。根据哈佛大学所做的这项研究，一场巨大的技术竞争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人工智能、5G、机器人、云计算、干细胞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教育方面正在超越美国。因此，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展示自己的发展现状。

在我看来，中国面临最重要的挑战是媒体和信息战。因为美国国会在2021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它被称为《2021战略竞争法案》，根据该法案，他们将每年花费3亿美元，作为所谓的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所以这基本上是一场信息战。

我把西方和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概括为“3D”，即妖魔化中国，散布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和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Demonization of China, Disinformation against China and Destabilization）。因此我认为，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建立更大的国际网络，中国的媒体管理应该更加主动、更加快速、更加现代化，他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哒哒哒（意指快速有节奏感地应对）”。当中国受到攻击时，立即采取行动，基于假新闻对中国的批评，应该有一个快速反应系统，让中国故事、中国视角、中国叙事，迅速回应到位。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思想的市场，你的想法、你的产品以及你的讲述必须先到达市场上，这样别人才能把它传播出去，人们才能了解关于中国的完整内涵，了解到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更大的福祉。

陈建成：在这方面，你能就中国媒体与外部世界的合作，给些具体的建议吗？

穆沙希德：我想说的是，中国与全球许多南方国家有着密切的合作，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还有部分北方国家，像欧洲的部分国家、美国的部分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专家和智囊团。我今天所说的思想战就是关于媒体的，正如你（天空宽频）在做的，还包括电视、数字媒体、社交媒体、智库、学术界、议会外交以及中国侨民、海外华人等，应该把他们都动员起来。

中国政府本身可以做的很多，但政府依然有它的局限性，大量的媒体人、学术界、智囊团，他们必须在这方面担负起这份使命。而且我认为他们应该执行一种有组织的策略，也许应该建立一个由10个或12个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他们拥有类似的观点，可以携手推进这项事业，建构一个快速反应的舆论管理系统，以对批评做出回应。

例如，我注意到在推特上，每当中国国际电视网（CGTN）或中央电视台出现时，他们都会说这是国有媒体，把“中国媒体”的标签放在显眼的位置。但他们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VOA），和由英国政府资助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却不这么说。

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提升非常重要，要有更开放、更有活力、更有创意、更快速的方法，传统媒体管理系统在这方面的回应过于缓慢，过于冗长。现在是一个简短、尖锐、碎片化的声音组成的世界，你不但必须回应，还要直视观众回应，用他们习惯的语言说话。就像我在这次北京的会议上，遇到了像乔治·加洛韦（George Galloway）先生这样的人，他是前英国国会议员，他作为一个沟通者就非常有效。因此中国需要善于沟通的人，他们能够根据事实和真相传达正确的观点，以对抗虚构的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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