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人党历来就有“婆罗门和巴尼亚党”之称，被认为是高种姓宗教人士和中等种姓商人的控制的政治力量。

虽然莫迪领导下的印人党有向新型全民党发展的趋势，但其的政治本色仍离不开宗教虔诚和商业利益，因此“教派政治”和“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印人党赖以赢得选举的“两架马车”。莫迪当选以后印度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创造城乡就业机会这个关键指标上，他5年来的表现却与竞选承诺相距甚远。

因此，莫迪如果在2019年选举中继续选择打“经济牌”，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况且，在距离大选只有5个月的情况下，除了短期的财政刺激以外，莫迪对于经济问题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印度工会抗议莫迪政府的劳动政策，要求政府控制物价上涨、保障就业，提高薪资

在这种“两架马车”中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印人党只能更加依赖宗教动员。在印度北部，印人党通常用穆斯林问题来做搞宗教动员，但是到了穆斯林人口较少的南部，则因地制宜开发了新的议题。这也是为什么印人党会在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上大做文章，利用狂热的宗教情绪动员信众，把“保卫印度教”和把“拥护印人党”等同起来。

此外，随着大选日期日益迫近，印人党对于宗教议题这架马车的重视，还体现在印人党近期针对其“基本盘”的维护。莫迪领导的内阁近日批准了一项提案，允许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为经济弱势的高种姓群体划定10%的招录“保留席位”，使他们和“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同样享有特殊的录取通道。

此后，印人党还将把此提案作为“宪法修正案”提交印度议会，如果这一修正案得到通过，将成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事件——这意味着印度的“保留席位政策（Reservation Policy）”的基础将从纯粹的以种姓为基础，变为综合考虑经济情况和种姓。这种变革对于印人党的高种姓基本盘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利好。

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背后的历史映射

对于印人党来说，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不仅是煽动全国印度教徒宗教热情的抓手，同时这也是打击喀拉拉邦执政党印共（马）的绝佳机会。印共（马）在喀拉拉邦长期执政，而喀拉拉邦在印共（马）的领导下，虽然不太富裕，却是印度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邦，这和印共（马）长期重视教育、卫生、土地平权的政策密切相关。例如，喀拉拉邦女性识字率高达92%，遥遥领先印度平均水平。

虽然喀拉拉邦在印共（马）的带领下取得大幅社会进步，但是其执政的历史却并不一帆风顺。1957年，南布迪里巴德（Namboodiripad）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在民主选择获胜的印度共产党候选人。1959年，南布迪里巴德推动了颠覆性的《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Bill）》和 《土地改革法案(Land Reforms Bill)》，这些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法案显然伤害了既得利益群体。

随后，喀拉拉邦的穆斯林、天主教徒和印度教信徒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异教徒”，发动了名为“自由抗争（Liberation Struggle）”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当时，在中央执政的国大党政府对于喀拉拉邦的社会动乱也乐享其成，最终以“恢复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将民选执政的共产党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推翻。

有趣的是，此次在萨巴利马拉寺庙问题上，国大党中央和喀拉拉邦国大党的意见并不统一：党中央希望维持拥护最高法院的决定，以此体现国大党的世俗、进步的色彩，以争取低种姓、穆斯林和女性选民，但是喀拉拉地方的国大党却想借萨巴利马拉寺庙敲打执政的印共（马）。

此次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以当年的“自由抗争（Liberation Struggle）”如出一辙——各种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制造动乱反对印共（马）的进步政策。不同的是，1959年时还没有进入政坛的印人党现在成了执政党，而当年在中央坐享其成的国大党现在成了最大反对党。而相似的是，在喀拉拉邦的地界上，当年不管穆斯林、印度教徒、天主教徒都团结起来反对信仰唯物主义的异教徒，而今不管喀拉拉邦的国大党和印人党都借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来挑战印共（马）的执政地位。

可以想见，如果喀拉拉邦的局势再恶化下去，那么印人党中央政府就有可能像1959年的国大党中央政府一样出面迫使印共（马）政府下台。这样一来，高举“保卫印度教”大旗的印人党就能借势在大选之前冲击喀拉拉邦这个左派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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