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我为何要到莫斯科？

从1985年起，这些与中国和苏联有关的问题，占用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由于我从未想过我会有机会与中国直接接触，因此我集中精力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反对他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攻击——我首先是在俄罗斯境外撰文，然后在1991年底打算去莫斯科。与此同时，我不仅开始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基本特征，还开始研究论述中国经济的英文资料。最后，当我于1991年末/1992年初搬到莫斯科时，我才可以更详细而全面地研究俄罗斯经济——我的所有研究都最终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我还于1992年4月在俄罗斯报纸上发表了分析文章《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所有这些文章都有清楚的分析，并像上文题目所明确说明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取得巨大成功，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会引发一场灾难。

通过媒体，这篇文章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我受邀与俄国副总统进行了一次公开的个人交流；我的文章在议会主席的命令下被分发给俄罗斯议会的所有成员；应俄罗斯议会上院议长的邀请，我与总统的经济顾问进行了公开辩论。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受邀参与了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而他们正尽一切可能想要阻止自己国家将要遭受的灾难。

可歌可泣的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悲壮事迹

到目前为止，上文已经分析了苏联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客观上的巨大正面意义，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极端负面趋势，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引发的经济大崩溃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社会痛苦，以及苏联解体导致战争和民族冲突的爆发。后者均非常消极。不过，我觉得，所有这些负面教训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提醒中国，如果资本主义得以在中国复辟，那么中国也可能重蹈苏联覆辙。在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中，有一种不同的正面教训也至关重要，并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俄罗斯的那段时间里，我有幸见到了俄罗斯的爱国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为阻止灾难在自己的国家发生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这些人准备为自己的国家做任何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主义而战。

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1991年后的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发生了几次试图阻止灾难发生的最后一搏。1993年10月，叶利钦下令炮击俄罗斯议会大厦，而俄罗斯议会一直最坚决反对休克疗法——这是一次军事袭击，旨在镇压民选议会，而可笑的西方所谓“民主国家”则为此欢呼。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试图阻止袭击时被坦克和机关枪打死。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确实早就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试图阻止灾难在他们的国家蔓延。

90年代的莫斯科（作者供图）

这些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个人决心和勇气，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者完全相同。这就是我为何说认识他们是一种荣幸的原因。但中国的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有幸之处，在于他们拥有中国共产党，而这是这些鼓舞人心的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没有的。

这是我得到的一个理论教训，但苏联解体前后在俄罗斯的经历令我对俄罗斯有一份独特的情感。二战后苏共的错误，使得戈尔巴乔夫有了实施灾难性政策的机会，最终导致叶利钦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即便是最英勇、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俄罗斯爱国者和共产主义者，也不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同时创造出一支能够阻止国家发生灾难的力量。相比之下，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仅使中国免遭苏联式的灾难，而且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

中苏两国最主要的一大区别，可以简化为苏共的错误和堕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最终导致苏联出现了民族灾难而中国则实现了民族复兴。我在本文中给大家分享的客观事实和个人经历，归根结底都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和苏联共产党失败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不管是事实分析，还是亲历苏联解体的后果对我所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与见证中国崛起相比，我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对比两者所得出的实证结论。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或者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是真理”。能提前预测苏联的失败和中国的成功，是因为事实上，它是可被预测的——当然，是能预测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趋势，而非所有的细节或确切的时间尺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马克思主义抽象理论面目出现的议题，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显然变成了最重要的趋势，决定了苏联和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前者是消极的，而后者是积极的。然后，到了90年代，它同样能够提前预测休克疗法的灾难和中国的成功。检验某项理论是否是科学的标准在于它能否预测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如此。

其次，和第一点相联系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早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当然，列宁在1917年展示了如何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创建“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在历史上第一次展示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和列宁作为20世纪最伟大政治思想家的地位，“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创造了非凡成就，从1978年开始，则在实践成果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进行了第二次伟大革命。正如上文分析所示，苏联在二战后失败是因为它在经济上失败了。苏联的经济结构在与纳粹德国的军事斗争中取得了成功，但在二战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竞争中遭受失败。正如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经济模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理论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上却创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有必要指出，在过去500年中，只有三种基本经济制度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它不是任何理论的产物，而是由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斯大林1929年在苏联制定的基本上100%国有化的经济制度；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后一种制度被证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制度。

这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或许它有助于经济学家了解这一成就的巨大意义，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这一结果改变了世界。邓小平、陈云和其他取得这一成就的人首先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他们这样做也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则恰恰相反。我有幸见到的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虽然他们试图挽救自己国家的命运，但最后却有心无力。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Genady Zyuganov）在2008年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那么苏联就不会解体。”

因此，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命运，是由推行中国经济改革的天才和失败的苏共决定的。我在俄罗斯见证了那些为国家而战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英雄主义行为，但这些都比不上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某些重大经济问题，而苏共却犯下错误这一事实。它以最直接的方式表明，历史是由同一阶段最强大的力量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正确认识的这些力量，以及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组织如中国共产党所决定的。个人，无论其道德素质与外国人的道德素质多么接近，也都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这一点不能很快实现，只能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正如中国人民顽强前行的伟大斗争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样。

苏联解体后，曾经优渥的社会福利不复存在（作者供图）

这些经验还表明，对形势进行精准分析是多么重要——只有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极右错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奉行资本主义。但“极左”则错在具有极强的偏激性和潜在致命的破坏性。在中国，近期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幸运的是，中共纠正了这些错误。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共在地缘政治上转向“右翼”，包括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的攻击，但在经济上，苏联从未纠正其经济结构中的“极左”错误，导致苏联经济失败并最终崩溃。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人们可能清楚地发现，“极左”可能犯与“右派”一样严重的错误。只有对形势进行精准的分析才能成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且看看这些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天，我看到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站在街上好几个小时，试图卖一个馅饼或一支香烟；看门的保安和妻子与三个孩子挤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因为他们不得不逃离亚阿战争；还有些人因试图保卫俄罗斯人民和自己的国家而被叶利钦的坦克杀害，他们均是苏联解体的受害者。我看到了影响数亿人生活的诸多个例。

我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本节谈谈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虽然我早已关注中国，且曾撰文预测中国模式将取得成功，但当我在俄罗斯亲历苏联解体时，并未与中国有过任何接触——2002年之前，我甚至从未有机会认识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我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事实的角度，来了解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2000年，普京当选成为俄罗斯总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这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之内，这里就不就此展开分析。与此同时，当选为伦敦市长的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邀请我从莫斯科回来负责伦敦的经济政策。因此，我开始与中国进行实际接触。伦敦市长与中国高层官员举行会议时，我也在旁参与。

为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决定在中国设立伦敦驻中国办事处。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这个我慕名已久的国家！2008年，在肯•利文斯通不再担任伦敦市长后，我受邀来中国讲学。2013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在那里，我可以借助与中国同事交流的机会，增加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它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几十年前就令我一直关注着中国。但是，与我在俄罗斯看到的情况相比，目睹中国人民生活品质迅速提升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和苏联解体后，我看到一切都在倒退，那么在中国，我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生活品质在大幅提高。我以知识分子的眼光见证了这一过程，但无论如何，亲身体会是另一码事。

结论：拥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

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些个人经历，让大家感受到苏联解体的后果及其与强大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我也希望我或许能为中国贡献一些有用的知识。因为中国人民从“内部”，从自己的国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但“外部”的人并不一定都能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

当然，作为一个非中国人，我无法感同身受中国人的经历。相反，几十年前，我第一次透过马克思主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我在此简单地重复上文说过的话，是因为这些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是如此重要：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展示了如何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创建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在短短7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展示了如何从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到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将在两到三年内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大跨越。1949年的这一成就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但从1978年起，中国也解决了苏共在二战后未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并由此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功绩不仅确保中国逐步实现民族复兴，而且还将世界社会主义从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这一过程还在继续，从国际影响来看，我特别关注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富裕”的理念。

但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经历了这样的成功，他们才没有看到我在苏联亲历的那种灾难性后果。我有时会对那些指出中国这个或那个问题尚未解决的学生有点不耐烦，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对该学生说：“如果你亲历我在苏联解体时看到的情况，你会更有耐心，也会更好地体会到，生活在中国，究竟有多幸运。”因此，提供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崩溃和苏联解体意味着什么的信息，或许有助于提升大家对中国的认同感。

这个教训显而易见。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任何失败或背离中共领导的行为，都将导致我在苏联看到的那种民族灾难发生。遗憾的是，由于我不是中国公民，我不能参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进程。但我能从外国人的角度感觉到这一点。

中国人民在国内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但我也能体会到这一点，首先是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这会带来一种深刻的理论影响，然后对比我亲历的苏联解体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会带来深刻的个人情感冲击。最后，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最终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成功，中国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与苏联解体后我在俄罗斯看到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一切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苏联和中国截然不同的结局，相信有助于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以及也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拥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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