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具体事例作的实证调查表明，美国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的现象愈演愈烈，源于美国企业股息支付有所增加的根本机制——要想将这种机制改为其他机制，只能是设想罢了。美国企业股息支付占GDP比重从1974年的1.9%升至2020年的5.2%。从抽象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单个企业的此类股息支付本可以用于对其他公司的生产性投资，但私人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的事实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在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美国企业分配给美国股东的股息显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奢侈品消费。因此，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财产收入占美国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和不平等加剧，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非加速。

由于这段时期的美国经济放缓与里根之后的“去管制化”政策有关，因此，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观点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自由市场机制和放松管制与美国不平等加剧和经济放缓有关。

显然，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息息相关。奢侈品消费并非生产性投入，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将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是一种浪费。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或两者兼而有之）购买提高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和对社会有益的资源，也可以用于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唱衰“共同富裕”：资本大鳄苦心经营的政治宣传

最后，这些问题还与外国投资中国的问题重叠。因此，索罗斯和其他人抱团唱衰中国，以吓阻外国对华投资。但外国企业无视索罗斯的建议采取的实际行动，为“事实胜于雄辩”这句格言，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范例。事实是，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虽然美国政治媒体和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少数美国经济人物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尽管这并非共同富裕的首要目标，但它增强中国社会凝聚力和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实力，也将使中国成为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这与美国的冷战战略背道而驰。正是因为中国已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索罗斯才频繁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撰文唱衰中国，以吓阻外国对华投资。

但是，如上文所述，经济分析表明，共同富裕和降低奢侈品消费占经济比重不会损害中国经济，相反会提振中国经济。正是因为索罗斯从根本经济观点出发是错误的，他的主张被美国经济的事实和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行为所驳倒。

共同富裕引起大讨论的全球宏观经济背景是——中国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而美国却深陷疫情泥潭，这使得国际经济力量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巨大变化。

为避免2020年疫情数据失真，将以中美这两年期间的GDP数据进行比较：从2019年第二季度到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11.4%，美国经济增长2.0%。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于美国高9.4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8.2%，美国经济则将增长29.0%——中国经济增速将是美国的两倍多。

鉴于中国自新冠疫情中复苏的速度远快于美国，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磁石——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被视为美国最顶尖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7月份得出结论：“世界经济与中国脱钩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随着中国继续引领全球从新冠疫情的不利经济影响中复苏……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正在加倍……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下降近五分之二，但中国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增长了10%以上，达到2120亿美元。因此，2020年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达到四分之一，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几乎是2019年份额的两倍。

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继续加速，第一季度达到980亿美元，几乎是2020年第一季度流入的三倍。因此，中国今年的直接投资流入总额几乎肯定会达到历史新高……

对中国的投资组合流入也在激增。今年迄今为止，股票投资者已经买入了约350亿美元的中国在岸股票，比2019年高出50%。今年迄今为止，外国对中国政府债券的购买量甚至更大，达到750亿美元，也比2019年高出50%。”

以截至2021年7月的最新数据为例，外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36%。

鉴于这一世界形势，美国企业自然准备加大对华投资。正如彭博新闻社其2020年9月发表的题为《华尔街也想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共同基金行业分一杯羹》的文章中指出：“40多家跨国企业企业已经成立了合资企业……贝莱德上个月获准在中国设立全资共同基金企业。先锋集团与蚂蚁集团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并表示正在申请共同基金许可证。瑞银集团表示，其正考虑在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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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年，美国顶级企业纷纷加大对华投资。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贝莱德宣布为一支新基金筹集10亿美元，用于对华投资——该基金决定提前开始运营，“以便更快开始投资”。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也一直敦促加大对华投资。外国对华投资激增，显然与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发动新冷战的企图相矛盾。这解释了乔治·索罗斯为何罔顾事实攻击这波投资流的原因。

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共同富裕政策不会损害中国经济，相反会提振中国经济。这就是索罗斯劝阻外国对华投资的企图落空的原因。他只是在发动政治宣传，相反却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的经济论据来印证他的观点。以宣传而非经济现实为基础的企业当然会遭受重大损失，就像索罗斯之前投资俄罗斯国有电信企业Svyazinvest损失惨重一样。

打击“财富至上”将给中国经济创造更多“财富”

上述分析印证了共同富裕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它的独创性。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经济结构问题和不平等密不可分，但它们也衍生出了两种错误的解决方案，共同富裕则能解决这种问题，且能提供一种合乎逻辑的替代方案。

（1）极左分子认为，为了避免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应该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的1929年后苏联模式——当然，这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观点。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肯定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其中原因已经分析过了。但是，出于已经概述的主要经济原因，这也会导致苏联式遭受经济失败。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分担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但如果回归苏联模式，那么则将意味着“平等分担相对较低的生活品质”。经济增长放缓，生活品质相对较低，这反过来会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通过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经济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极左经济解决方案，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此不会被接受。

（2）有必要指出的是，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经济将会损害经济。极右分子认为，尽管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但中国“资产阶级”不受管制的“疯狂”发展应该被接受，就如美国模式一样。如果真如此，那么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公然炫耀财富，过度张扬名人效应，将金钱视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等——这样的结果不仅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而且出于已经分析过的原因，也在经济上效率低下。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财产收入将从投资转向过度浪费性的奢侈品消费。因此，这种极右解决方案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