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而低效”VS“高效却不平等”

我们现在从宏观经济过程转向评估其社会和政治影响——特别是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再次评估经济基本面——特别是不同阶层消费的收入来源及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来看更为明显，但也可以从西方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催生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来源不同。工人阶级的收入来自工资；到目前为止，占小资产阶级最大比重的农民收入来自销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两个阶层占每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这里称为普通人口。但这两个阶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从劳动中获得收入——工人阶级通过出售劳动力换取工资，小资产阶级通过出售劳动产品获得收入。因此，不管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两者都属于“按劳分配”的范畴。与此相反的是，资产阶级的收入来自财产。用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资产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获得收入。

如上文对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分析，其必然会对社会不平等产生影响。特别是1929年后基本上100%国有化的苏联模式，以及1978年前大部分时期（1949年后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初期）的中国模式，必然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不是主要问题。收入不平等可能也确实存在，但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里，收入不平等远小于财富不平等。因此，与存在资产阶级财产的社会相比，基本上100%国有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

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1929年后的苏联经济模式——长期发展效率相对较低，但其经济结构使其社会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1978年以前的中国也有类似的压力。这导致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极左分子形成一个错误的观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享有的生活品质相对较低。这样的观念不必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曾强烈驳斥这样的观念。马克思认为，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将生产力更快于以前——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享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的经济增速和更高的生活品质，而非增速更慢、生活品质更低，但更平等。

与此相反的是，1978年后推行经济改革的中国创造了一种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经济结构，这帮助中国成为人类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这种结构是由工人阶级掌控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及既有重要的国有经济部门，又有非国有部门相结合组成。因此，1978年后所采用的这样的政策，必然意味着纠正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极左错误。但这也催生了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

不平等有利于发展经济？大错特错！

然而，随着1978年后实质上的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产阶级重新出现，财产收入问题必然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相反，随着资本收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便衍生了一个问题：资本收入用途会否同样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与美国一些人物，特别是索罗斯对共同富裕的攻击相重叠，因此有必要将这两个问题一并分析。综合理论和现实层面的考虑，再与美国近期发生的情况进行对比，索罗斯的双重谬误显而易见。

但一切要从事实出发！索罗斯和类似的观点显然认为，更大程度的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因此，不平等有可取之处。但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近期发生的情况，清楚地驳斥了这一点。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上升。1974年，美国50%的底层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9.8%，2019年这一比重降至13.3%。同期美国1%的最富有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从10.4% 升至18.8%。至于财富方面，同期美国50%的底层人口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从2.1% 降至1.5%，美国1%的最富有者这一比重则从 23.7% 升至34.9%。

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就同期经济增速而言，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3.1% 降至1.7%。不平等加剧与经济增长变慢不无关系，反之亦然——这与索罗斯的观点正好相反。

经济的前途取决于“如何花钱”

美国经济的这些现状在理论上很容易解释，这些问题也显示出为何共同富裕政策是有益的。马克思固然在《资本论》第二卷已经再用最简洁的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但这些数据同样也清晰地遵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指出，根据花在消费上的收入用途，消费可以区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必要的消费，这维持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用技术性术语来说，它允许工人阶级自我反哺，即不仅养活自己，而且可以抚养孩子等。购买能力来自普通民众的工资和其他收入。这一必要的收入和消费将决定历史进程——随着收入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社会将会变得更加繁荣。它可能被粗略地认为相当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平均或普通收入。但其定义特征是，这种消费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工作、农民的个人工作、城市自营职业者等。与此相反的是，根据定义，资产阶级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财产——在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利润。

这种财产收入可以用于两个方面：

（1）生产性投资；

（2）购买奢侈品。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产阶级阶级的消费”。有必要指出的是，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奢侈品消费”不仅仅是购买“奢侈品”（跑车、皮衣等），还是用财产收入购买的一种消费项目，而非生产性投资。在共同富裕下所表现出来的次要特征，如炫耀性消费、过度的“名人文化”等都源于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基础。

但是，财产收入两种不同的用途，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投资是生产性投入，因此会促进经济增长——每个经济体系都需要投资。但奢侈品消费既非生产投入，也非经济增长投入。因此，任何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的财产收入部分，都会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投入。

因此，从基本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只要资产阶级将其财产收入用于投资，那么它就是在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履行任何社会所必须的投资功能。然而，一旦资产阶级沉溺于奢侈品的消费而不再投资于生产，那反而是在不断消耗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提振大众消费占经济比重，或是用于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财产收入用于投资将惠及任何经济体系，用于奢侈品消费则不利经济增长。

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消费将为零，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可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将存在，尽管它不能掌握国家权力。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它除了进行合乎逻辑的投资外，还会进行一些奢侈的消费活动。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之前，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尚无法完全消除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这种现象，只能将其最小化，以限制其负面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经济原则甚至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众所周知，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众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在世界排名最高——如果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那么丹麦为82%，芬兰为81%，瑞典为79%。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生活满意度，都高于去市场调节经济体诸如美国或英国。

但“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恰恰建立在将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投资与奢侈品消费之间的区别上。这种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奢侈品消费和不平等，同时允许资产阶级进行高水平投资。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将财产收入用于投资被视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用于奢侈品消费则被视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分配的最大压力是要么重新分配给民众的一般消费（通过税收等），要么投资于经济发展。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完全遵循了马克思设想的分配理论——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而不是社会主义框架内。

这一框架清楚地说明了为何美国的不平等加剧令经济增长放缓而非更快的原因。美国财产收入占经济比重有所上升——私人企业的净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从1974年的21.0%升至2020年的24.6%。但是，这一不断增长的财产收入并未用于投资——同期私人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从21.8%降至17.8%。也就是说，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财产收入用于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用于奢侈品消费的比重则有所上升。在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中，私人而非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机制迫使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相反，增加的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可以用于奢侈品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