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按需分配只有在社会主义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才可能实现，而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即众所周知的“按劳分配”，是中国分配制度的指导原则。但应当指出的是，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并不能明确处理那种来源与之完全不同的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源自私有资产的那些收入——正如上文分析所示，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分析中，所流露出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政治经济特征的叙述，那么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就更加清楚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马克思在其后的作品中始终如一地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他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539页。]

因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基于劳动分工/社会化的最高发展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社会主义过渡所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见马克思1867年所著的《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30页《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所分述的劳动社会化呈上升趋势的基本框架内，马克思当然设想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最先进生产力的总体历史发展。但他并没在理论上构想，只有在所有生产全面社会化之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俄罗斯、中国、越南、古巴等——实际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最先进的经济部门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但城市生产的大部分，以及几乎所有的农业，并非基于社会化生产。也就是说，经济的一部分基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另一部分基于中小型生产。因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发生在所有经济部门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主导之前。

正如斯大林就此指出：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见斯大林1951年11月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章节：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51/economic-problems/ch01.htm]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还是从事实角度来看，当最先进的经济部门由社会化生产构成，但城市经济的其他许多部门，以及几乎所有的农村经济，都不是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时，工人阶级将掌握国家权力。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可以看出，这对共同富裕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形成影响，并且显示经济、社会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简要总结这些基本的经济观点，以及弄清楚它们与共同富裕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析：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一步一步”显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框架内，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

·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国有财产外，资本财产也会存在，所以资本财产收入也会存在。

·当经济的某些部分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而经济的其他部分则以相对非社会化的生产为主导时，会发生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按劳分配，而不能按需分配。

当然，这些特征构成了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后所采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表明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分析。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并与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联的教训：追求“一步到位”埋下隐患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国经济结构必然会催生不平等问题——无论是1978年以前，还是1978年以后。这个问题与1978年后社会主义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速有所重叠，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崩溃，经济也遭受失败。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同经济结构，直接关系到社会不平等问题和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理念的有效性和独创性，有助于纠正以前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问题所产生的错误答案。

我们首先分析1978年以前发展阶段。众所周知，虽然1949-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并非完全照搬1929年后苏联体制，但两者之间存在某些共同之处。特别是，与1978年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1978年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最终实现了国家所有制，不仅拥有最大规模/社会化的生产部门，而且拥有极为广泛的城市经济部门。同样，在农业上实行的政策是农村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而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个人化）。这与1929年后的苏联体制类似，当时几乎所有的城市经济都被纳入了国有部门，农业被集体化。也就是说，在1929年后的苏联体制中，经济国有化并非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一步一步”进行的，而是一步到位。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图片来源：网络）

1929年后苏联制度有一定的的合理性，这其中涉及具体的地缘政治因素，出于军事原因，这一制度是必要的。苏联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打击威胁——纳粹德国在1941年发动了军事打击。因此，有人认为，一切都必须让路于尽快创建军事重工业的必要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尽快实现经济国有化——确保优先将压倒性的资源投入军事工业。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论点——列宁有一句名言“政治必须优先于经济”。1929年后苏联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确实导致了以军事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快速增长，并帮助苏联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