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的第一步将是确定为了进行实质性对话，双方必须立即采取的几个步骤，并确定双方（以及美国的盟友）必须遵守的有限的硬性规定。例如，双方都必须避免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华盛顿必须重新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特别是结束特朗普政府对台北进行的挑衅性的、不必要的高层访问。

就北京方面而言，它必须撤回最近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一系列挑衅性军事演习和部署。在南海问题上，北京方面不得再填海造地或将任何岛屿军事化，必须承诺尊重并且不挑衅航行自由和飞行活动自由；相对地，（只有）到那时，美国及其盟友才能减少他们在海上的行动次数。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日本可以通过相互协议削减在东海的军事部署。

如果双方能够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那么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各自仍将试图最大化自己的优势，但又同时避免超出限制。华盛顿和北京将继续在世界各个地区就战略和经济影响力进行竞争。他们将继续试图进入对方市场，并且在被拒绝时，仍将采取报复性措施；他们还将在外国投资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竞争；还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场争夺人心的竞赛：华盛顿强调民主、开放经济和人权的重要性，北京则强调其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即使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在一些关键领域也会有一些合作空间。甚至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也能够有合作。现在，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风险远没有那么大，合作当然是有可能的。

除了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外，两国还可以进行双边核武器控制谈判，包括相互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并就可接受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达成协议；可以在朝鲜核裁军和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可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例如协调救灾和人道主义行动；可以共同努力，改善全球金融稳定，特别是同意重新安排受疫情严重打击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系统，在发展中国家分发新冠肺炎的疫苗。

这份清单远远不够详尽。但所有这些事项的战略原理都是一样的：对两国而言，在一个有管控的竞争的整合框架内运作，总比完全没有规则要好。框架需要由拜登指定值得信赖的高级代表同中国类似级别的北京所信任的代表共同商议。只有通过这种直接的高层接触渠道，才能就双方都要尊重的硬性限制达成保密性的理解。当发生侵犯行为时，双方的团队也会成为两国的接触中介（这是他们时不时必须做的），并要去处理任何这类侵犯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最低水平的战略互信。或许双方还会发现，在共同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上继续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开始影响到两国关系中其他更具竞争性、甚至存在冲突的领域。

很多人会批评这种做法太天真。然而，他们的责任就是提出更好的方案。目前，美国和中国都在寻找一种模式，以便在未来危险的十年中处理两国关系。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除非双方就管理条款达成基本协议，否则任何关系都无法得到妥善处理。

游戏开始

如果美国和中国就这样一个联合战略框架达成一致，那么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成功的一个迹象是，到2030年，他们是否避免了一场军事危机、台海冲突，或一场削弱双方力量的网络攻击。一项禁止各种形式的机器人战争的公约会是一场明确的胜利。美国和中国立即采取共同行动，并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一起，以抗击下一次大流行，也会是一次胜利。

然而，成功的最重要标志可能是两国公开而激烈地竞争，以争取全球对各自体系所提供的思想、价值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支持——并且竞争结果仍未揭晓。

当然，成功可以有一千种原因，失败却只有一种。但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失败的最明显例子将会是台湾问题。如果北京认为可以通过单方面破坏与华盛顿私下达成的任何协议，来揭露华盛顿的虚张声势，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的痛苦。这样一场危机将一举改写全球秩序的未来。

在拜登就职前几天，中共高层人士表示：“东方崛起、西方衰落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国际格局的变化对我们有利。”事实上，这场竞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媒体很少注意到中国国内存在的许多弱点。另一方面，美国总是在公众面前完全展示自己的弱点，却一再证明自己有重塑和修复的能力。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将突出两个大国的优势，并考验它们的弱点——希望最好的体制能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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