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基本纲领进行讲话，主题之一是“党政分开”。由于党委对政府各机构统筹协调的主要前置原因是部门分工过度细化、层次过多，因此，从1982年开始，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两个方向推进。一个方向，在经济、社会事务等领域，大规模裁撤政府内的部委、合并各种机构职能、削减部委数量。1982年一次将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典型如将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建材工业部、国家标准总局、国家计量总局、专利局八个机构合并设立为国家经济委员会。其次，减少层次，大规模撤销国务院内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如国务院中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总参承担；全国绿化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林业局承担；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卫生部承担；撤销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工作改由信息产业部承担；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证监会承担。另一个方向，不再在党委内设置与政府对应的归口管理机构。中共中央五十年代曾先后设立过的对口管理经济的中央工业工作部、中央交通工作部、中央财贸工作部、中央农村工作部等机构，在1980年之后，再未恢复，或虚化设置（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这一体制改革思路清晰，就是淡化分工，以降低部门间协调的需求，否则只要过细分工，即使裁撤了旧的协调机构，必然还会催生新的机构。从1982年到2012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数量曲线一直向右下方倾斜，迄今已经降为25个。但是，与社会经济领域不同，在司法体制、诉讼领域，将社会治安管控、侦查、逮捕和部分侦查措施批准、起诉、审判、执行、辩护、监督等职能碎化，则恰恰被认为是司法现代性之方向。所以，与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合并职能的方向相反，司法体制、诉讼领域的分工被愈来愈多的强调。这即形成一种制度上的张力。对于这一张力，政策制定者区分上下、表里，进行了有分别的设计。

在十三大之前的1986年12月，中央政改办举行例会，就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提出具体设置，认为：中央委员中做政法工作的搞个小组，研究问题，有必要。省、市、县级，不必要。机构设置上即是保持作为议事协调机制的中央政法委，取消作为其办事机构的中央政法委机关。为将此机构调整信息以可见的符号方式标示出来，选择的方式与历来的政治惯例一致，即变更名称，将“实”的“委员会”改为“虚”的“小组”。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和十三大接受此方案，正式提出：在政法体制上实行党政分开。“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中央政法委仍保留，但可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执行。法院、检察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严格履行法定的办案程序，不宜再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形式。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可考虑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领导机关转变为调研和协调机构，地（市）委和县（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销。十三大闭幕后，198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并由中央书记处制定《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对此进行实施。1988年5月，正式撤销了纳入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序列的中央政法委机关。原中央政法委承担的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更名为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继续存在。不设办事机构，列入公安部编制。作为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连续性的直观体现，原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继续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此前的成员构成也基本沿革未变。方案颁布后，在当时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撤销政法委机关的也有9个。

经过1989年之后，1990年中央决定重新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由于作为议事协调机制，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与此前的中央政法委并未中断，所以在机构编制意义上，“重新恢复”即表现为恢复中央政法委机关。对恢复后的具体的事权范围，乔石讲话中保持了1980年的规定：“其办事机关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就直观的编制数值标准看，1990年3月恢复中央政法委后，内设机构只有办公室和研究室两个局级机构，行政编制30人，1991年3月成立中央综治办，编制8人。到1994年增设队伍建设指导室，调整到1980年时的50人编制。

五、办事机构的工作方式

1990年重设中央政法委机关后，对政法委机关的部门性质表述较之前曾有调整。此前1982年时的定位是“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1999年的表述改为“政法委员会是各级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与此相应，政法委机关的事权内容在语词表述上也有阶段性变化。

但是，不论事权的具体方式如何延展，中央对各工作部门和职能机构有一个大的原则界限，这就是在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重申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党委成立的研究处理任何专题的组织，必须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得代替党委，更不得凌驾于党委之上。”这一规范的原旨含义被认为是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1969年取代中央书记处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一重申是中共中央对长期坚持的一贯制度原则的再次提示，适用于所有其他工作部门和职能机构。对此规范，文革前长期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中宣部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面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思想战线应该整个由党委来掌握，但党委掌握此事，要有一个机关，这就是宣传部。宣传部就用这个办法来作为党委的一个工作机关，管理思想战线，报纸、刊物、党校等，是思想工作的工具。”彭真对政法委机关的定位与此相同：“政法委员干什么呢？政法委员会是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是中央的助手，是政治局、书记处的助手。它的任务，一方面是，组织政法各部门统一步调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另一方面是，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意见，报告请示中央决定。此外，就是处理中央交办的事项和各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还原到具体的行动维度来细析中央工作部门的工作方式，即能清晰地查知政法委机关职权的界定。在党委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是通过文件发布指示、决定的命令权，而作为党委所属的工作部门，办事机构的职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