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余论

以上只是制度逻辑分析，经验上的结论趋向与此基本一致。

前述分析的结论，即寻求案外干预的当事人，寻求上级法院优先于寻求地方党委、人大负责人，获得了统计数据的支持。

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年鉴》刊载的案件为检索对象，对从1987年出版以来至2012年期间，任职地方市、县区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人大主任、副主任，包括政府正副职负责人，对其判决认定的受贿案件进行检索，没有发现一起受贿干预或影响民商事审判执行的，包括密集收受贿赂的被告人，如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受贿69起，累计970万，山东济宁副市长李信受贿40起，金额450万，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受贿30起，金额359万。

马向东

仅有的两个例外，都不是批评和对策所剑指的县区、市，而是是省一级的官员，一起是贵州省委副书记黄瑶与其特定关系人李季秋共谋，对一起股权上诉案件打招呼，收受贿赂245万。另一起是曾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省人大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的王有杰，受贿干预河南高院对河南银基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与拆迁户回迁纠纷一案。

对于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流行叙事，究其实，与经验偏差也极大。时下中院、基层法院院长高比例的来自上级法院的庭长，或副庭长下派任党组副书记几年后提任，而不是地方县区委、乡镇党委书记或局委办主任，这一现象本身就检证了地方党委“保护”能力的衰弱。就财、物而言，虽然对于法院“两庭”（审判庭、法庭）建设，财政多有倾斜性的保障支持，但法院每每以超出地方财政、经济、社会发展和其他本地局、委建设的水平，修建规模巨大的豪华办公楼，一旦地方财力无力支持，即被学界批评为法院财、物受制于地方。

当然，中国司法的表现具有极为复杂的面向。

依目前的管辖制度，目前80%的案件由县区基层法院审理。两审终审制下，中院是绝大部分案件的终审法院。在时下政制语境下，对于有强大交易能力的当事人，勾兑县区、市级重要党政干部，给法院施压，目前的司法体制并不能抗制。对于有极强的能力建立权力贴现、货币输送关系的大资本所有者，制度设计尤无法防止。如果扩大样本收集范围，细致筛查，找到市、县区地方党委、人大负责人干预司法的例证，是不困难的。

但是，对于地方保护这一相比较而言低概率、小比例发生的现象，研究者给予了过度的倾注，上级法院也极力将高概率、大比例发生的上级法院干预现象虚化，置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阴影之中。

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执行难的原因主要有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也提出：“应尽快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以避免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但此后两人均因重大受贿犯罪而案发，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死缓，犯罪事实中多有干预下级法院案件。

由此可见，原本是上级法院常态性的干涉下级法院案件，但培育多年的地方保护主义话语成功地将批评锋芒转致到外部的地方党委、人大、政府，遮蔽了最高法院对全国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在审判、执行上，以个体利益为目的进行不当干预这一经常现象。

在中国政制架构下，地方各级法院，在制衡关系上，出自于两个方向：

⑴垂直方向，来自于上级法院的“上诉审——审判监督”关系；

⑵水平方向，来自于地方党委和人大的领导，以及同级政府对经费、物质保障上的制约。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三十年来通过“法院—研究者”话语互动，不断反对地方党委、人大的领导和政府的制约，形成具有控制性的反地方保护主义话语形态，在后果意义上，水平方向上的制衡逐渐弱化、淡出。缺省的空间，被研究者自然而然地理解为转而由上级法院担当，促使决策层颁布政策，或支持法院自己出台新政策，加强最高法院对全国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统管，使得垂直方向上级法院的支配权膨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控制强化。这改变了中国地方司法政治的结构，为今后地方政治治理带来新的趋向。

（本文刊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6期，原文标题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话语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