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法地方保护发生的可能方式

地方保护主义的断言，是以非个体论的视域来看待法院和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但是黯淡了任何组织都是由有着现实利益盘算的个人构成。诉讼中的行为由人实施，被纳入地方保护主义这一主题进行分析的行动中的人有：诉讼当事人、地方党政官员、受理案件的法院法官、上级法院的法官。成熟的、会算计的人，不会因为一个空的指号——大家都在本地工作生活，仅因为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性因素，而幼稚地“保护”激烈对抗的各方当事人中的本地一方。以此视角，对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介入法院审判，进行仔细打量，可将“地方保护主义”分为三种类型：

对以上三种介入，法院自身的各种报表、各项统计数据中，没有列项，也难以统计，外来的观察者更无从有实证的数据来证实或证伪立论。但是，作为一个精于计算的公务人，每个官员都会对自己行为的成本、收益和风险量值进行精算。具体情况包括：1.组织获得收益、私人支付成本的行为，个人没有激励去实施；2.私人支付成本、私人也获得超出边际成本的收益时，个人才有激励去实施；3.如果是组织支付成本，私人获得收益，个人具有最大激励。

以此作为分析工具，来看这三种类型。

类型Ⅰ，如果仅是当地企业获得保护，而官员个人没有超出的好处，但却要担负来自政治上的责难，导致政治前途黯淡，那么，没有官员会去行动。作为公务人，官员的目标是晋升。如果自己的公务行为并不有利于晋升，反而需要官员支付私人成本、职务风险，遭致政治上的降级和责难，那么官员没有任何动力去实施。

类型Ⅱ，与类型Ⅰ在外观上相同，都是启动组织程序，或利用职务，公开地打招呼，而不是私底下贿买法官。

但这两种方式在诉讼中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原因是这两种方式在诉讼中有着极高的被发现概率。第一种以组织名义正式介入案件，方式是党委、人大办公机关启动草拟－审核－签署－传递公文流程，最后发送于法院，对应的法院办公机关收文－呈送－会签－下发审判庭，而不会是“一对一”两人交易于密室。第二种没有正式公文，只是党委、人大负责人的批示或电话交代。对此，司法实践中历来的做法是，将批示附入案卷的副卷；如果没有书面指示，仅是电话通知或会议协调，则由案件承办人写一个备忘纪要，由合议庭、审判庭相关知悉人共同签名，附入副卷内，以资凭证。

但是，与党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事务不同，法院处理的事务是诉讼，而诉讼由对立、冲突的控辩双方构成，法院只是一个裁断者。因此，诉讼不是封闭的、信息密不透风的单方内部审核，而是由势不两立、剑拔弩张的冲突对抗中的当事人与法院三方构成的多重互动关系。

在持续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推动下，中国民商事诉讼的职权主义已弱化。出自法院职权、导致诉讼情势中双方当事人的任何细微颤动，都会被情势不利的当事人所迅速感受到。如果承办法官个人没有在党政领导“打招呼”的案件中获得较大个人私利，那么法官为避免追责和将矛头对准自己，多会以确定的或晦明的，哪怕是点到为止的方式将领导批示这一信息，明示、暗示传递给另一方当事人，以为自己卸责。

由此可见，如果地方党委、人大以组织方式介入争议中的诉讼，偏袒一方当事人利益，将导致该事实被对立方当事人牢牢的抓住，诉诸于更高党委、人大机关、媒体舆论的救济。而实践中，能够牵动地方党委、人大，以组织名义介入的案件，必定是重大标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均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量。即使是地位极低下的当事人，也会以“弱者的武器”方式进行越级上访、信访、自媒体形式的网络攻击，从而导致地方党委、人大官员个人政治上的不利。所以，类型Ⅱ和类型Ⅰ，尤其是类型Ⅰ，主要发生在近年流行的官场小说中，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

类型Ⅲ，并非出于公心，而基于个人利益，通过私密、隐蔽的利益勾兑、权力贴现方式，介入、干预诉讼，这两种方式，不是郑天翔院长所称的地方保护主义。这种没有职务制约关系，而是通过贿赂搭桥的情形，与地方党委、人大的职权对于法院的支配关系无关，任何能够与法院的承办人、庭长、主管院长等人实现权力互惠、利益互换的人，包括地方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公安、检察院的官员、私营企业主、有支付能力的任何布衣乡民，都可以以此方式涉入案件。

对司法冷静的观察，获得清晰的认识：案件裁断结果发生不正常的偏差，必然是货币或可兑现为货币的非现金收益方式在进行支配，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脸熟”、人情面子在起作用。只要能够支付购买审判权力对价的任何人，有能搭上线的渠道，即可能实现贿买目的。

诉讼实践中表现出的情状，确如马克思所说：“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地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因此，即使通过司法结构变动，法院彻底独立于地方，不管是省级以下统管或最高法院垂直统一领导，还是法院原子式的独立，都无法排除贿买行为。反而是，人财物独立于地方，只能更加增大法院与这些官员、老板、资本拥有者私底下进行权力贴现、勾兑、创租时，法院一方的筹码和收益，对于改变法院、法官徇私枉法没有任何撼动。

因此，进入本文讨论主题的只有类型Ⅱ和类型Ⅰ。但由于类型Ⅱ和类型Ⅰ在外观上无法区分，所以，必须从内容上再进行界定。类型Ⅱ虽然不是郑天翔院长批评的那种地方保护主义，但是，因为其一方面利用对法院的职务制约关系，另一方面个人收受贿赂，非常具有隐蔽性，这被认为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发生形态，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在诉讼实践中，贿买的具体的基本形态是：1.当事人先搜寻到合适的官员，贿买该官员，该官员同意出面请托对法院有支配力的目标官员。2.目标官员向法院打招呼，要承担政治名誉损失，另有被追责可能，因此当事人必然以支付贿金方式，弥合该官员的显在和潜在损失。3.即使当事人贿买了高级别的目标官员，在由法院具体审判执行时，必须再向法官具体的相关人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