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审程序中的上级法院介入

理性的当事人从不必然按照书斋安乐椅上研究者键盘敲击出的文字指示来行动。如果有两种以上方式（EU（B）ｉ,ｉ≥2）都可以实现（诉讼收益-成本）-风险量值＞0，那么，当事人一定会选择（诉讼收益-成本）-风险量值诸方式中，效用最大的一种（EU（B）ｉ＞EU（B）ｉ-1）。实践中，当事人更多选择是（案件胜诉收益-搜寻上级法院法官成本-贿买上级法院法官成本-贿买法官成本）-风险量值1-风险量值2＞0这一种方式，而不是寻求地方党委、人大官员这一方式。

以前述的六个指标值，来测评贿买上级法院法官这一方式。

（一）搜寻成本

首先，与能对法院案件进行介入的数量有限的3-5位党政干部相比，在法院内部，因为审判关系，能介入一审法院案件的不仅是上级法院院长、主管院长，也包括对口的上级法院审判庭的内勤、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长（常任）、副庭长、庭长。由于中国法院编制的分布是倒置的金字塔型，级别越高的法院，人数越多，对口业务庭的上级法官数量层层递增，上级法院的千根线，都系在下级法院一根针上。目标数量较大。

其次，《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限制的地域任职回避，仅限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长（常任）、普通审判员、助审员，均不在避籍、回避主要成长地任职范围，这些法官管理者和法官生于斯、长于斯，血亲、拟制血亲、同学、亲朋、故旧在本地众多，对于当事人来说，低搜寻成本地找到一个上级法院目标法官，较之找到能“打招呼”的党政官员容易得多。

再次，搜寻到上级法院法官的概率极高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律师的居间。与前述搜寻到能与党委、人大主要干部进行居间的关系人十分困难的状态相比，能与法官居间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律师。而长期在各个级别的法院所在地，以诉讼为主营业务的律师，有相当部分与本人主场所在地的法院各庭法官有各种人情关系。

这表现为以下形态：律师是合法、公开介入诉讼，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人员，以该身份为介质、桥梁，可以提供法律服务形式遮蔽之下的居间作用；某个律所和律师所提供的敞开式法律服务的内容和优势，以及律师个人的出身、交往等特殊关系，以名片发送、网页介绍、报纸广告以及餐桌饭局、聚会时的言谈夸口、博客、文章等各种方式广而告之，昭告天下；律师服务遵守“出租车排队法则”，只要客户能支付得起费用，服务对象无差别，为任何向他们寻求服务的客户提供服务。

最后，从可选择性看，如前述，法官与党政干部相比，党政干部事权较宽，有意贪腐的官员可在职位提拔调动、房地产项目、工程发包、安排贷款等多个领域，有受贿空间且风险较小，而有意贪腐的法官，唯有“吃案件”一途，较之党政干部，贪腐的法官对寻价的律师具有更强的迫切性甚至主动性，创租者和寻租者能在一起案件中心领神会，此后即一拍即合。

从搜寻成本角度审视，在实践中，法官和律师具有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使得以律师为渠道找到法官，极为便捷。两者的亲密关系有以下形态：

1.法官的配偶和子女从事律师工作，此现象极为普遍，以致需要连续发司法文件进行规范。

2.法官辞职、退休后担任律师或律所顾问，虽不得再在原法院进行代理，但是无法根绝帮其他律师介绍案件、牵线、分成。

3.因强调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排斥从其他途径进入法院，律师和法官群体逐渐均为法学院科班出身者，许多法官和律师是法学院的师生、校友、同学，甚至同门师兄弟。

4.法学院教师极高比例地担任兼职律师，而许多法官在法学院担任法律硕士兼职导师甚至博士生导师，法官在职读学位、到法学院参加业务培训，法学院教师到法院挂职，加深了彼此的业缘。5.部分刑辩律师和法官，虽然没有亲缘、血缘、业缘、同学等紧密关系，但部分贪腐的法官，刻意结识部分不良律师，双方长期合作，彼此信任，结成介绍案件—利益均沾共享意义的“法律共同体”。

所以，在诉讼当事人游走、搜寻于各家律所时，寻获具有此种交易能力的律师极为容易。即使受托律师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寻找到目标法官都并非难事，原因是律师圈所发挥的作用。

社会互动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圈子”。圈子的一个特征是内成员/局内人彼此共享一些成员之外的人不知悉的信息、规则。

从事诉讼业务较多的律师，对于圈内哪位律师与哪个法官或庭长、院长有特殊默契，大都心中有数心照不宣。只要当事人具有强支付能力，委托律师会直接与目标律师进行联系，以共同代理人的方式进行合作，收益分成。即使是案件诉至最高法院，寻找到与相关法官，甚至主管院长有私密关系的律师进行勾兑，都不断有案例披露。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被认定的受贿罪共五起，金额为390万元，其中四起为收受律师陈卓伦、陈文以及北京某高校教师赵某某的贿赂，向下级法院或本院承办人打招呼、作出书面批示。

因此，从交易达成的可能性来说，通过地方党委、人大介入案件，除极个别有强交易能力的当事人之外，对绝大多数当事人属于不可能。而通过律师居间上级法院是普遍可以达致目标的行为。即使对于跨市、跨省诉讼，案件发生在本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之外、距离极远的外地法院，找到避籍、交流任职的当地党委、人大主要官员，几乎不可能，但通过法院所在地律师居间，与主审法官建立暗线联系，并非难事。

在郑天翔院长做报告的1986年及此后的几年中，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极不发达，从业人员的社会活动能力也不足。因缺乏替代性手段，寻求以案外方式介入诉讼的当事人，求诸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官员，几乎是唯一形式，所以极其突兀。在律师数量从1986年的2万人上升到2014年的27万人，尤其是律师的来源、构成，以1992年为起点，逐渐发生大变之后，如果在诉讼中当事人意欲以非正当方式切入案件，对居间角色的扮演，党政官员基本被律师替代。

实践中，通过上级法院干涉案件的步骤通常是：当事人→律师→上级法院法官。这与前述通过贿买官员的方式相比，环节少，交易成本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