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贿买上级法院法官成本

假定与贿买地方党委、人大官员成本一致。

（三）风险量值1

上级法院对口业务庭的法官，对各种司法技能微妙之处了然于胸，进行的影响多直接、具体，且在法律上难以为旁人查知。

在方式上，上级法院的主管院长、对口业务庭室的庭长、副庭长或分片的审判长，可以要求承办法院来汇报案件并简单阅卷，或直接调阅案卷，从而会对案件的证据、事实、法律适用，有准确的认知。不用如党政官员一样担心专业技术知识不具备，以及受到信息屏蔽，而被请托的当事人错误诱导下套。这些法官能直击要害，从单个的证据证明力、证明能力和系统性的证据体系，以及细致的诉讼程序和微妙的实体性构成事实、程序性构成事实等司法技术性知识切入，可以解构或重建整个案件的基本方向。从对诉讼当事人的收益来说，这种收益显然更大。

所以，对于贿请的当事人而言，只要其贿赂到位，一般能得到预期收益。此前因知识格栅限制等导致地方党委、人大官员的踟蹰、犹豫，从而对案件具有的不确定性，在此降至极低。

（四）贿买承办法官成本

假定与前述通过贿买官员的方式切入上，成本一致。

（五）案件直接收益

与寻求党政官员的方式不变。

（六）风险量值2

首先，事情败露风险。对于律师居间的情形而言，贿赂是以委托律师的收费名义出现，尤其是对所谓“风险代理”，即根据事后判决所得收益，支付了极高诉讼代理费的案件，彼此对这种超高律师收费背后的因素都心照不宣。

在风险防范上，从关系链条的第一环开始，违法性即被阻却。在关系链条的最末一段，因为律师和法官具有前述的各种血缘、亲缘和其他人身关系，不仅犯罪违法性再次被阻却，而且相较于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受贿，对这种亲密关系人之间的受贿，在该当—违法—有责的各环节，出罪的裂隙多，尤其是围堵、闭合证明标准对侦查的要求高，取证难度巨大。这对各角色的风险极小。

其次，二审改判风险。在前述诉讼当事人通过地方党委、人大打招呼，案件判决后，被上诉或抗诉到上级法院，如果被改判，则一审中的付出悉归于零。而通过上级法院对口业务庭向下级法院打招呼，事实上两审合一审，一次勾兑，两次受益。由于中国审判是两审终审，实际是一次勾兑，终身受益。

在此种方式上，有一个环节上微妙之处，即之所以诉讼当事人已搜寻到愿意进行权力贴现的上级法官，还要转而向下级法院打招呼，而不是坐等上诉至二审法院再改判，原因在于：

1.除了法学课堂上研判的证据、程序、实体之外，法官优先考虑的是业绩测评考核，由于改判将影响到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考核、评比，牵连到的不再是某个诉讼当事人的个体利益，而是下级法院与本院的整体机构利益，因此一般不会轻易做出改判。

2.一审判决后，二审如果仅维持原判，在二审法院内部，承办人即可决定，而如果改判，则要报庭长或主管院长审批，内控机制复杂，这会导致寻租成本巨大。所以，诉讼中，对口的二审法院法官向尚在一审环节的案件承办法官打招呼，对于两级法院法官来说，结果都是最优：⑴一审法官不用担心判决有偏而被改判；⑵二审法官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内控机制最简单。因此，在许多案件中，即使当事人找到地方党委、人大负责人出面勾兑，一审法院中被请托人会告知其最好找一个上级法院的法官、庭长来出面，因为这样对一审法院也是风险最小。

所以，当事人诉诸于上级法院寻求“保护”，而不是诉诸于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是实践中最高频次发生的现象。

六、上诉审程序中地方保护发生的低可能性

前文分析以一审案件为对象。如果是二审案件，在目前两审终审制下，二审法院裁定即终结，那么二审法院所在的地方党委、人大，是否会被当事人更优先选中？经验测知，这种情形并没有超出上述分析，即寻求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的方式。

（一）搜寻成本

一个县区法院一审判决的案件，县区的当事人要在市一级寻找到能对法院有支配力的3-5位官员；中院一审的案件，要到省一级寻找目标官员。从社会分层意义上以及前述干部任职回避、交流制度导致的后果上看，跨越层级和地域找人，搜寻难度进一步增大，概率进一步减少。

（二）贿买地方党委、人大官员的成本

（三）风险量值1

一审已经败诉，接受贿请的官员要干预二审改判，前文所述的知识格栅、社会心理等因素会更重，其干预会更迟疑、犹豫，从而导致启动二审法院改判的有效性更低。

（四）贿买承办法官成本

假定保持不变。

（五）收益

当事人从案件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亦如一审时发生的情形。

（六）风险量值2

这在二审时变得更复杂。虽然在诉讼收益上，因为两审终审，如能通过二审法院所在的省市党政官员搞定二审，当事人不存在败诉风险，但是，这变量受到以下因素影响，而变得不确定：

由此，在上诉审程序中，当事人请托地方党委、人大官员依然是低概率发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