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英方当时推销的那批华人政务官，有大部分在九十年代初已被替换，换上另一批英方信任的政务官（注10），但基于平稳过渡和对政务官的肯定，除了《基本法》充分保障公务员的地位和利益，更把原班人马全体过渡，除原律政司司长不符合国籍条件外，原有由政务官出任的各司、局长均获委任为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

但回归初期，统领十八万公务员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更与董建华对着干，董建华顿成“孤家寡人”。2002年，董建华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将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列入“问责制”范围，改以合约方式聘用，并让行政长官可从公务员队伍以外提名合适的人选出任主要官员职位，尝试削弱政务官的权力和地位来改变劣势，但变化不大，往后特区政府基本上仍然是以政务官背景官员为主体。

四、“政务官治港”的具体表现

主要官员问责制推行以来，“政务官治港”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

一：由政务官出身的人士出任行政长官，包括曾荫权和林郑月娥；

二：政府主要官员大多由有政务官背景的人士出任，例如回归以来八任政务司司长，有政务官背景的共有六人，只有唐英年和李家超非政务官出身，而七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均有政务官背景。另外，曾荫权第三届班子，在十二个局长之中，有政务官背景的共有八人。2017年林郑月娥上任时，其政府十三个局长之中，有政务官背景的也有六人；

三：决策局的常任秘书长掌握人事权和财政权，局长无权参与公务员的评核、升迁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决定财政的使用权。

这些具体表现环环相扣、互为表里。

有政务官先当主要官员，再成为行政长官；也有政务官先当常任秘书长，再做主要官员，最终成为行政长官，形成升迁阶梯。

反过来，由政务官出身的人士出任行政长官，会拣选有政务官背景的人士（特别是曾经共事和合作的）出任主要官员。而由于常任秘书长掌握大权，行政长官会拣选有政务官背景的人士出任主要官员，特别是与管理公务员队伍相关的职位，包括政务司司长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让这些熟悉政务职系、与其他政务官有一定人脉关系的人士，以驾驭常任秘书长。

五、“政务官治港”的经验

回归以来，政务官背景的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在应对政治和公共危机（特别是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的表现并没有收获多少肯定。特别是回归前港英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加上缺乏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政治环境和文化大变。对此，政务官出身的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曾说：

“我想说的是，在九七前我们有超过一百五十年的英治年代，而到了后期最后的十二年，我们才开始有选举制度。但有了选举制度，社会就有变，是有变革的，社会、议会与政府间的互动是改变了。所以我赞成冯议员的说法，这年代不再适合‘政务官治港’的模式。”（注11）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政务官显得吃力和不适应。因此，近年政务官的流失情况加剧，2016-17年至2020-21年五个财政年度共有一百一十六名政务主任离职，当中辞职、转任政府其他职系和离世等合共六十六人，其中2020-21年有三十六名政务主任离职，有二十二人是辞职、转任政府其他职系和离世等，创近五年新高。（注12）

无可否认，政务官相当熟悉政府运作管理和政策制定，到立法会解说时，往往能对政策领域内容如数家珍，也因工作需要而经常接触市民及区议会，但说到处理政治危机、作出政治判断、提出政治愿景和制定长远规划，他们往往就缺乏所需的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

林郑月娥接受访问时也坦言无料过香港的政治如此复杂，“因为我不算是很懂得政治的人，我是一个管治的人。”（注13）但一个管治的人岂可不懂得政治？政治与管治岂能分开？可以说，政务官只懂“小政治”，不懂“大政治”。

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就曾批评公务员团队“未能培养对香港未来发展，加以政治上设计和长远规划的人才”，并直言“公务员过去是听Boss（老板），现在自己当了Boss，都不知道怎样当Boss，怎样当个Master（主人）。”（注14）这个批评到目前仍然适用。

不过，这不能完全怪政务官，毕竟他们当初接受的政务职系培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更何况，这与卡尔・曼海姆所说的“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有关，因为“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倾向是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注15）。他们的政治水平，对担任文官而言是合格的，但对担任行政长官或政治任命官员而言就不够格了。

当然，假如政务官出身的政治领袖愿意多听各方意见，吸纳参谋和顾问们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弥补他们的“先天缺陷”，但一种强烈的精英心态妨碍了他们接受意见。政务官出身的曾荫权曾经坦诚地描述这种心态：

“我今年六十二岁，四十年前加入政府当二级行政主任，后来转当政务官。我大半生都在政府里工作，政务官是一种‘精英式’的训练，我们的信念是相信自己是香港利益捍卫者。虽然我们没有宣之于口，但我们很多时都相信自己有过人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比别人优胜，因为我们心底里觉得自己就是精英。这种想法，在四十年来一直跟随着我。

拥有‘精英’的信念，令我敢于据理力争，敢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敢于挑战权威。做政府官员，是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市民对政府才有信心。但同样精英的自信，容易变成自满，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以为自己知道的比别人多。以往面对批评，我们少问自己为何会与民众脱节，反而会问为何市民不明白我们为香港好的一片苦心。”（注16）

连同一些官僚的习性，例如繁文缛节（Red Tape）、重视程序、处事保守、行事谨慎、因循守旧、强调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大变不如小变、小变不如不变，倾向维持现状，极力抗拒大动作），导致“政务官治港”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

曾荫权，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不过，平心而论，这些官僚的习性是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因为专业化、理性化的官僚制，就是层级节制，强调下级要对上级绝对服从，并强调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以法律、条例、规章来规范官僚的行为，官僚要严格依照规章办事，不可随心所欲，才能确认政府运作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政务官治港”的问题某程度上并非纯粹指政务官本身，而是指政务官出任政治领袖的人才错配问题。

这样就能解释，为何中央出手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政治环境由乱转治后，香港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仍旧不济。

六、回应坊间一些对政务官的批评

回归前后，政务官经历了被“神话化”到被“妖魔化”的过程，政务官被指是特区政府施政不顺的元凶。不过，坊间很多对政务官的批评并不客观和公道。如不正视，会影响日后改革的方向，不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