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务官是“阴谋集团”？

政务官经常被塑造成口头“爱国”、怀有二心的阴谋集团，包括所谓“AO党”、“香港最大的‘反中’政党” 、 “深层政府（Deep State）”等，欲除之而后快。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政务官没有一致的政治理念和组织，不是一个执政集团，更不是一个政党，他们只是一群背景和价值观相近的群体。

有读者会用“手袋党”的例子来反驳笔者，但事实上，“手袋党”的组成，源于1982年港督麦理浩任满返英，送别晚宴上，一众女高官齐齐提着小手袋登台献唱，从此被传媒冠以“手袋党”的称呼。（注17）可见，“手袋党”只是外界对这些女政务官的称呼，并非她们自行组织。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是共同的学历背景或兴趣），政务官会各自形成不同的圈子，甚至可能出现提拔亲信的“马房文化”，但不足以证明政务官是一个执政集团或政党。

无可否认，有个别政务官在职或离职后的表现有问题，例如原政务司局长陈方安生和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也有些政务官在修例风波中表态反对政府，此做法虽然极其错误，但考虑到修例风波期间社会陷于狂热、不理性的状态，我们不应“一竹篙打一船人”，以此推断全体政务官都是反政府，也不应以此否定回归至今政务官的表现。

回归以来政务官整体上都是恪守本分、尽忠职守，专业地落实和执行政府的政策，特区的日常行政管理也基本运作畅顺。

有评论指，政务官要为第五波疫情负上最大责任。他们批评，政务官阳奉阴违、口是心非：

“并未真心实意按照‘动态清零’的原则和机制严格执行，而是敷衍了事，无心无力，最终破防。他们的破防有着强大的西方参照系，那是一个‘与病毒共存’的参照系，是所谓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标准。而香港的‘AO党们’习惯于并信以为真地确信，西方防疫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当《人民日报》发文力挺‘动态清零’才是香港科学选择的时候，香港的‘AO党们’仍然不以为然。因为既然特首都说她不是‘动态清零’的‘始作俑者’（暗含贬义），其他政务官就更不可能是了。他们仍然抱着只是‘打一份工’的旧式港英公务员心态，对于‘动态清零’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口是心非，被动执行，其结果只靠运气，不行就拉倒，‘躺平’了反而可以尽快与西方‘通关’，反正基本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家庭利益与西方更紧密。”（注18）

这种说法也是阴谋论。无可否认，特区政府抗疫不力，有很多政策和措施失误，当中固然存在执行出错、规划不足、欠缺经验等问题，但不代表这些失误是政务官故意为之。这种说法否定了两年以来政务官们在抗疫工作上的努力和付出。

事实上，抗疫主体责任在特区政府，政务官虽然是政府的成员之一，但不是可以做主、拿主意的人，他们对上有局长、司长、行政长官。把特区抗疫失误归咎于是政务官的政治阴谋、恋殖情结，将政务官塑造成“阴谋集团”，这种说法看似有深度，实质只是诛心之论，对特区抗疫于事无补。

2.政务官与地产商勾结？

除了被指为故意阻碍政府施政的“阴谋集团”外，政务官亦被批评与地产商沆瀣一气，是“‘地产党’的守护神”。（ 注19）不难发现，这是过去“官商勾结”“地产霸权”等带有民粹色彩的说法的再版，而所谓的“地产党”，与上面的“AO党”一样，都是类似“阴谋集团”的说法，经不起事实的考验。

有人认为，政务官在职时故意用各种理由、程序拖慢土地和房屋开发，让地产商囤积居奇、谋取暴利，离职后就到大地产商集团工作，出卖社会利益以谋取私利，存在“延后利益”问题。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指控，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否则就是诬蔑、抹黑。首先，政府高官离职后到大型私人机构（包括大地产商）担任高管，是很普遍的事，当中并不限于政务官。例如，原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出任“南丰集团”主席，曾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出任“中策集团”非执行董事与“和记港口信托管理私人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出任“友邦保险”香港及澳门首席医务官及企业顾问，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出任“汇立银行”董事局主席。

不难发现，很多时聘请这些退休高官的企业，都与官员在职时所涉及的政策领域相关。这些企业可能是想利用这些高官在政府内的管治经验和人脉，才出高薪聘请他们，但不能以此断言存在“延后利益”。

至于说很多政务官离职后会到大地产商工作，指控者并没有提供数字作证据。笔者手上也没有统计数字，但到网上搜寻后，看到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出任新巴城巴母公司“汇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特别顾问，原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杨立门出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原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谭赣兰出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客席教授，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库务）黎年出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实务教授。这些例子虽不全面，但至少可以证明政务官离职后到大地产商任职并非普遍现象。

回归至今，的确有官员被指获取延后利益，例如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前常任秘书长梁展文，在任时以超低价更改红磡一幅土地的用途，使新世界地产在该处兴建红湾半岛，离职一年多后，便被新世界中国聘为执行董事及副董事总经理。

也有官员收受地产商的利益，例如原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任各公职期间隐瞒与新鸿基地产的关系，收取新鸿基地产提供的免费住所、免费办公室、贷款及现金等利益，被法庭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等5项罪名成立，监禁7年半。

许仕仁等涉案人员，图片来源：港媒

梁展文和许仕仁二人虽然都有政务官背景，但不能以此证明政务官普遍存在与地产商勾结的情况。指控者没有提供任何数字和证据，就轻易对政务官群体提出如此严重的指控，做法并不公允。

香港的土地和房屋供应不足，是客观事实，而导致供应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也有人认为责任都在地产商，是地产商人为地制造土地和房屋供不应求的情况。

然而，香港的土地几乎全部都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租出或以其他方式批出，代表着特区政府在土地和房屋供应占主导地位，每年的批地数量和卖地价格都由特区政府决定。更不用说，兴建公营房屋的责任都在特区政府而不是地产商身上。

其实在现时的批地条款中，政府加入了“建筑规约”，规定发展商要在某一个时限之内(一般大约5至6年)，在政府已批出了的土地上开发及建筑可以入住的建筑物。发展商若不依时发展，政府可以收回土地。若有合理原因，发展商可以向地政总署申请延期，但须要向地政总署缴付地价的某个百分比作为补偿。

地产商当然希望尽快兴建房屋并在市场卖出，以抵销已付出的地价及建筑成本，毕竟货如轮转，他们才能有利可图（地产商始终是商人，即使有社会责任，获利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总不能做亏本生意）。

至于地产商持有的农地，不是所有都适合发展，有些还在绿化区，而当中较有条件的农地，地产商当然希望改划土地用途建屋，即使要补地价，收益也肯定比任由农地继续荒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