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突出的教育问题亦是一个反例，证实多年来不处理殖民主义遗害，将会造成严重问题，反映出“去殖民化”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基本法》136条虽然规定“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得以保留，但同时订明香港政府在此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这意味着教育需要在保留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改进，而非一切不变。

然而，香港政府一直认为只要保持原有的教育制度，就能应对政治形势变化。结果，从课程、教材及教师三方面来看，香港政府长期未认真处理及修正过去被殖民主义扭曲的教育制度。

课程方面，回归前港英政府设计出“去脉络化”及“去政治化”的历史教育，只谈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而当代中国的内容则被排除在课程外，以杜绝学生培养出民族主义及反殖民主义意识的可能。

回归后，特区政府本应从历史教育着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殖民历史作出全面的整理、反省及批判，以培养港人国民意识和民族认同。然而，中国历史教育并无因为回归而受到政府的更大重视。

尽管教育部门的官方公开文件未曾宣布取消中国历史科，但实际上自2002年课程改革以来，中国历史科被编入“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范畴之中，容许学校可以按个别校情而对课程作出整合，自行设置“校本课程”。

大部分学校会把中国历史合并归入综合人文科，其内容包括地理、经济及公共事务等等，部分学校会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整合为历史科，中国历史科因而变得零碎化，欠缺系统性和完整性。由于学校可以用校本形式教授中国历史“元素”，有学校只在中三教授中国历史；有学校将中国历史与经济等科目内容合并，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当成中国历史内容；更有英文中学以英语教授中国历史。

结果，从2003年开始，取消独立设中国历史科的中学数量开始增多。直至学校发现综合人文科导致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等各方面内容变得支离破碎，使学生缺乏基础知识，直接影响到他们升读高中的学习，学校才自行重新独立设置中国历史科。

资料图来源：港媒

至于高中方面，2009年新高中学制开始实施后，高中中国历史科修读人数每况愈下，报读人数持续下跌、退修人数增加。中学四年级选修中国历史科学生人数由首届约12000人，大幅下跌至第四届的大约9300人。除了报读人数大跌，过往三届中国历史科的退修率均在三成半以上，反映高中中国历史科正不断委缩，出现被边缘化的趋势。

另一边厢，特区政府计划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提高学生对国家的认识，以培养学生的国族认同，增加对国家的归属感。教育局曾经计划将此学科列为必修科，于2012年9月新学年开展课程，学校可以决定于同年、明年（2013年）或者后年（2014年）推行，称为“三年开展期”。

然而，反对派利用一份参考教材《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将国民教育炒作成“洗脑”教育，并发起游行及集会。结果，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并取消“三年开展期”，改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其教学方式。林郑月娥上任后，亦强调政府不急于推动课程。

教材方面，港英政府采用严格的法律控制，对教材进行审查，更可指令学校禁止展示及使用有特定政治内容的课本及书藉。同时，学校大量使用由英资出版社出版或英国人编著的教材，有些学校更直接使用英国出版的课本。

回归后，政府反而对教材采取了极为宽松的控制。以通识教育科为例，现时通识科并不设有教科书评审机制，亦无选用标准和大纲，更没有统一教材内容。市面流通多套所谓高中通识科“教科书”，都是未经教育局审批的。因此，教材质量参差，而且内容严重偏颇，提及内地情况时侧重负面例子、刻意放大内地和香港两地矛盾、宣扬“中国威胁论”等等。

直到去年，在舆论压力下，教育局才安排为通识教育科教科书提供“专业咨询服务”，让各大出版商自愿接受教育局成立的特别委员会评审。问题是，即使经过送审的教材，亦存在美化殖民历史的内容。

例如，《文汇报》发现，一本经过教育局审查的初中历史教科书《现代初中中国历史》中，讲述鸦片战争时，批评林则徐“不明白英国的贸易状况”、“毫不考虑禁烟对中英关系的冲击”、“轻率地单方面严禁鸦片，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做法，并最终酿成战争”，明显地美化鸦片战争的历史，将侵略责任归咎于本属受害者的中国身上。现代教育出版社在回应该问题时，竟然称教材描述鸦片战争部分是“秉承客观中肯编写”的。

资料图来源：文汇报

教师方面，最夸张的例子莫过于可立小学一名小二常识科教师在教学影片中形容“英国发现中国当时好多人吸食烟草，问题相当严重，英国为消灭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公然美化鸦片战争，将侵略行为说成是善举。

另外，由于通识科教材不统一，教师可以自由发挥，自行决定教学材料，结果有些别有用心的教师趁机宣扬“反共反中”及“港独”思想。例如，《大公报》发现属于官立学校的元朗赵聿修纪念中学，有教师在通识课堂上播放“港独”分子冯敬恩的访问片段，并派发印有“支持港独”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