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去殖民化”的特殊性

虽然英国在香港实施殖民统治，政治经济权力由英国人或企业所控制，但香港本身并非殖民地，而是作为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过程的一部分，是中国无法对其行使主权及治权的被侵占地。因此，1972年香港被联合国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

与其他殖民地的经验不同，香港并非以独立或自治的形式来结束殖民，而是以回归祖国的形式。另外，在中英双方协商下，香港经历了平稳温柔的“过渡”来结束外来政权统治，而非激进暴烈的“解放”。换言之，平稳有序回归祖国是香港结束外来政权统治的特殊性。

基于香港的特殊性，其“去殖民化”的目标并非建立“本土意识”，更非不伦不类的所谓“香港人主体性”或 “香港民族”等身份认同，而是要解决殖民主义在思想及心灵上造成的扭曲（如日本左翼作家尾崎秀树所说的“丧失祖国”与“白痴化”），使香港人重新认识及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从心理上重建民族尊严感。

然而，当时香港社会的主流共识是“维持现状”，而七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反殖”意识并没有成为主流。因此，在过渡期内，为了保持稳定，尽可能减少变化，香港“去殖民化”工作并未全面开展。

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以及原有的法律制度得以保留。英治时期的政治架构、公务员队伍、教育制度及社会福利制度等亦“继承”下来。在英治时期制订的法律，政府只透过对条文内各种体现英国殖民管治的提述（例如：“女皇陛下”、“联合王国”和“英国属土”等字眼）作出适应化的诠释，并未直接修改相关字眼。

至于带有殖民历史色彩的建筑物、街道和地标，修改名称本属典型的“去殖民化”措施。例如，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随即公布“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通令全省各地于县政府成立后两个月内，对所有带有日本殖民色彩的街道名称进行改正，如大正町、大和町等，并拟定能够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名称，如中华路、和平路等。

然而，回归后香港政府并没有对所有带有殖民历史色彩的建筑物、街道和地标作出修改，“皇后大道”依旧称作“皇后大道”，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仍然竖立在维多利亚公园之中。

香港维多利亚女王像（资料图/维基百科）

不过，这不代表“去殖民化”从未在香港开展。最明显的事例是法定语言。

语言一直是殖民者用以传播殖民意识形态，使被殖民者对本民族文化“自我矮化”，从而同化被殖民者的重要工具。在英治时代，英语长时间是香港唯一的法定语言，中文并无法律地位。从政治到社会层面，英语一直处于霸权地位。所有政府的法律条文、通告、文件等只使用英语，一切法律文件只有以英文书写才具有法律效力。

直至1974年，在中文运动的压力下，港英政府才正式修改《法定语文条例》，将中文列为法定语言之一。然而，在1987年之前﹐《法定语文条例》只规定本地法例以英文制定，法院亦只接受英语发言。

中英双方于1984年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带出为香港的成文法拟备中文版本的需要。联合声明附件一第一段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

前宪法性文件《皇室训令》在1986年修订﹐容许以中文或英文制定法律。随后《法定语文条例》和《释义及通则条例》在1987年亦经修订。不过，当时中文的地位仍然从属于英文，绝大多数法律文件和合约都是以英文写成，即使有时有中文本, 文件上却注明“有歧义时以英文本为准”。

直至1995年5月，港英政府再次修订《法定语文条例》，法院才容许使用中英两种法定语言或其中一种。同年12月，原讼法庭颁下第一份中文判词。

香港终审法院的正义女神像（资料图来源：港媒）

随着《基本法》颁布，正式确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从条文的行文来看，中文和英文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条文将中文视为既有条件，既能有技巧地提升中文的地位，又能保持英文的地位，平衡国际化与本地化的需要，免却了不必要的争议。

中文与英文的地位和关系充分反映在《基本法》的文本效力之上。1990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持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英译本为正式英文本，和中文本同样使用；英文本中的用语的含义如果与中文本有出入的，以中文本为准。”由此可见，《基本法》中文本优于英文本，英文本只是中文本的译本。

除了法律方面，特区政府明确将“两文三语”作为官方的语文教育政策，期望学生可以中英兼擅，能书写通顺的中、英文，操流利的粤语、普通话和英语。另外，特区政府着手推广“母语教学”。虽然推行过程遇上不少阻力，但我们无可否认这就是“去殖民化”措施。

因此，认为《基本法》没有“去殖民化”成分，是错误的；认为回归后无意图“去殖民化”，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