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还是“扬弃”？

陈端洪教授认为，“很多殖民化的东西，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看待‘一国两制’时，需要辩证地看，不能简单化，更不能因为有些事情就把‘一国两制’正面的、好的东西给抵消掉、否定掉。” 他的说法不无道理。

回归前两年（1995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亦曾借紫砂茶壶的故事来说明：“当你不理解、不自觉的时候，就很难把好的东西坚持下去，也很难保证你丢弃的就一定是坏的东西。” 李瑞环的说法亦有道理。然而，李瑞环这番话的意思并非说香港不能及不应“去殖民化”，而是指出“去殖民化”必须对旧事物有充分理解，从而分辨旧事物当中好与坏的东西。

事实上，“去殖民化”是一个 “扬弃”（aufheben）过程。所谓“扬弃”，即是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好的和坏的一面，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旧事物内部积极、合理的因素，以及抛弃和否定旧事物内部消极的、丧失必然性的因素。

我们对于旧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旧事物内部因素会随着时间及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积极变成消极、合理变成不合理）。必须经过不断的实践来加深对旧事物的认识，在新形势和新问题之中吸取经验及教训，破除过往对旧事物的某些迷信，从而识别旧事物内部需要被抛弃和否定的东西，以及需要被保留和发扬的东西。

上文提及的法定语言正是“扬弃”的最佳事例。

香港回归祖国后，《基本法》确立了中文为香港的法定语言。然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及国际金融中心，英语为通用的商业语言，优秀的英语能力有助维持香港的优势及竞争力。因此，《基本法》同样订明英文为正式语文，政府的语文政策亦对英文极之重视，希望培养年轻人“两文三语”的能力，懂得阅读和书写中文及英文，并能操流利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虽然如此，从《基本法》的条文行文及文本效力来看，中文的地位比英文优先。

香港有的幼儿园为学生安排三位老师，分别教英语、中文、广东话

那么，既然“一国两制”保留了原有中文与英文的法律地位，是否代表我们必须维持英治时代的“英语霸权”？相反，是否取消英文的法律地位才代表真正地“去殖民化”？

譬如，英治时代的公务员队伍一直被视为香港的成功因素之一，甚至有人将政务官塑造成最佳的治港人才，因此回归时几乎被照单全收。《基本法》更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政府各部门，包括警察部门任职的公务人员均可留用，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的标准”，原有关于公务人员的招聘、雇用、考核、纪律、培训和管理的制度亦予以保留。

回归后多年的实践，显示出公务员队伍相对稳定及廉洁的优点，同时突出了公务员队伍的缺点。回归后接二连三出现的多宗事件，包括1997年12月爆发的禽流感、1998年新机场启用出现大混乱，以及公屋“短桩丑闻”等，均显示政务官欠缺管治所需的决策能力及视野。

更严重的是，不少公务员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缺乏政治忠诚，政府亦长期没有正视此问题。

回归前，港英政府会对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进行政治背景审查，调查公务员职位申请人与中国政府或者相关组织有没有密切联系。申请人只要上了政治部的黑名单，无论在公务员考试成绩有多好，也无望通过审查。至于传统爱国学校的毕业生，更不可能被录取为政务主任（AO）或警队督察。

除了政治部的审查，部门招聘时亦会进行相关的政治审查。例如投考警队督察时，面试官必然会向申请人查问与时事有关的问题，从而了解申请人对政局或政府政策的看法。

回归后，公务员的品格审查制度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政治审查，亦不会就现职公务员或聘任人选的政治信念或背景进行调查。虽然高级公务员需要接受最高层次的“深入审查”，但被审查者仍然无须交代政治背景。

现行的《公务员守则》明确规定公务员须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然而，公务员违反政治中立的事件依旧屡见不鲜。修例风波期间，包括政务主任、行政主任及新闻主任等不同职系的公务员发起联署，公开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有逾4万名公务员参与反修例集会，更有不少公务员因参与反政府的非法公众活动被捕。

《公务员事务规例》虽然有对公务员的政治活动作出限制，但政府一直对公务员的违规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学者何建宗指出，早在2014年“占中运动”，已出现公务员匿名反对政府的行动，但翻查处理公务员纪律问题的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过去几年的年报，并没发现因违反“政治中立”规定的处理个案。

由此可见，政府必须立即从公务员的政治效忠及管治思维着手，改变公务员的“殖民”心态，对公务员队伍进行“去殖民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