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由此可见，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停滞不前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我们长期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错误认识有关，一直将教育问题视作非政治的、行政的技术问题，误以为单靠管理手段及力度的调整就可以解决，而忽略了教育的政治本质。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教育这个意识形态机器如何操纵及修补的问题，而是控制这个机器的权力谁属的问题。换言之，是政治权力斗争的问题。

香港教育只是呈现了问题最突出、最尖锐的一面，但这并非纯粹教育问题，而是由于西方殖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在香港社会上仍然占统治地位，政权无法控制教育，导致它继续沦为反华反共势力的政治斗争工具的问题。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小说《1984》里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当教育被反华反共势力控制，他们就控制了对过去的诠释权。长此下去，香港还有未来吗？

试想想，在课堂上教师是掌握最高权力的，拥有巨大的自主性，如果大部分教师都是反华反共，会是什么结果？无论政府如何管理教材，也要视乎教师如何教学，附以什么材料去引导学生。在日常情况下，学童在课室上学，课室内无人知晓教师如何教导，学童亦缺乏足够知识去判断正确与否。

在笔者求学时期，教师就会在课堂上播放反共机构制作的视频片段，以及带学生到反共机构在城大的所谓“展览馆”参观，去引导学生。而早前有老师被揭发歪曲鸦片战争的起因，也只是因为疫情期间在网上教学的特殊情况，家长才有机会发现，这些事明显只是冰山一角。

即使政府为教师提供专业操守培训，但面对政治动荡，反华反共的教师也会认为自己所信所做的是“正确”的，然后去教导学生，甚至带学生走上街头，更遑论那些支持子女出外抗争的家长。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学校（以及学校—家庭的对子）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更棘手的是，假如连负责管理教育部门的官员，对反华反共的课程内容及考试题目也视而不见，甚至默许，那怎么办？这并非危言耸听。学者霍秉坤、叶慧虹、黄显华从教科书研究、审书尺度、审书取向、教科书内容质素等四方面分析，发现教育局一直在教科书审定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现时教科书仍长期充斥大量反华反共内容，显示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存在问题。这到底只是出于官僚本来的惰性，还是个别公务员也持有反华反共的立场所导致？政府对教育的管理，亦引申出政府的管治力量问题。换言之，都是政治问题。

总而言之，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的问题，它反映的是政治问题，而单靠行政手段不足以解决，只能透过政治斗争，争夺控制上层建筑的权力，然后以进步的价值观取代腐朽的价值观，才能解决。教育的“去殖民化”，除了制度层面，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已故香港经济学家曾澍基指出：

“我们要与之拼搏的不单是这个无生命的制度系统，和英国殖民地主义者的‘教育政策’，而是整个社会背后的政治因素与价值观，要彻底的改革香港教育，要有效的推倒整个腐朽的价值指标，不单是改善考试制度或课程细节可以做得到。……对于一个意识的器械，我们只能制之以新意识，新感性……唯有通过超越这个制度本身的活动，扩展一种新感性和新价值观，才能有效地与这个制度对抗，否则只能永远在制度之下团团转。”

然而，回归后，爱国势力在教育领域依然处于弱势，爱国学校的数量依旧非常少（数据显示：香港中小学总数超过1000所， 但以爱国为宗旨的“传统爱国学校”只有16所，比例仅为1.5%），教育系统由反对势力的教协把持（从会员人数量计算，教协会员九万多，属于爱国阵营的教联会员只有一万六千余，而教评会员更不足两百，显示大部分教育从业员都是教协会员），甚至出现有传统爱国学校的老师允许学生于音乐考试演奏港独歌曲的闹剧。在这种情况下，能培养出爱国学生吗？曾教授上述所言的“新感性及新价值观”又从何说起？这是所有希望改变香港教育的人需要反思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去除教育“非政治化”的幻想，壮大爱国势力，才能在教育领域上与反华反共势力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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