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误以为教育是“非政治化”，误以为政治问题应由“非政治”的行政手段去解决，结果产生了极为矛盾的论述：一方面认为香港教育的问题是“泛政治化”，所以要采取“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同意殖民教育是“非政治化”，而教育“去殖民化”的方法就是“防止政治入侵校园”，结果，为了解决殖民教育的遗留问题，却回到了维持“非政治化”的殖民教育原点。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教育“政治化”的问题，教育本身就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政治。香港教育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政治、谈不谈政治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教育系统占统治地位的问题，是反动的政治，还是进步的政治？是错误的政治，还是正确的政治？如已故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迺强所言：“香港的乱局，并非出于我们讲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讲政治，让反对势力大讲政治。解决方法是我们也讲我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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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化”？还是“去‘政治中国’化”？

至于殖民教育是“去中国化”，这个看法也是过于一概而论。事实上，港英政府在殖民教育之中并没有简单而粗暴地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内容抹走，反而加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港人对文化民族中国的认同感。

1920年代，为了应对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影响，港英政府于1926年成立官立汉文中学，这是第一间由政府创办的汉文中学，并于1927年在港大设立中文系，聘请前清翰林教授传统中国文化。1929年，港大中文系更升格为中文学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并聘请另一位前清翰林朱汝珍任教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学。

1952年，为了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港英政府成立“中文科目委员会”（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并于翌年发表报告，指出要杜绝课程内所有政治宣传（当然，针对的只是作为敌对的政治意识形态，即具有反殖民意识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元素），不建议教授近代历史，避谈中华民族百年国耻，加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及民族自豪感。

由此可见，殖民教育并非简单的“去中国化”，同样有教导包含中国的内容。准确而言，殖民教育并非“去中国化”，而是“去‘政治中国’化”，用“文化中国”来取代“政治中国”。

当我们误以为殖民教育是“去中国化”，那么解决方法好像就是增加中国的内容。问题是，殖民教育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而回归后的爱国教育仍然是以向学生教导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那么，两者分别何在？

事实上，回归后的爱国教育是避重就轻，仍旧回避“政治中国”。笔者还记得，求学时期学校的确有唱国歌及升国旗的活动，但学校并没有教导我们国歌及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它们只作为符号而存在。

以2004年由当局制作的宣传片《心系家国》为例。首先，宣传片虽然贯以中国国歌，但为了让港人适应及接受，宣传片采用的国歌经过了重新编曲，节奏较为轻松柔和，并由青年学生合唱。

另外，宣传片透过加入很多日常生活的画面，比如一家人吃饭共聚天伦、学习用筷子及毛笔，来呈现出香港与内地两地之间、由个人到家庭以至国家之间共同拥有的传统中华文化。

此外，片段加入太空人杨利伟及奥运金牌选手等画面，以加强港人对中国的自豪感。

学者马杰伟指出，《心系家国》采用了“去政治化”的宣传手法，透过强调抽象的传统文化及中国在运动和科技上取得的成就来加强港人的国族意识，对现代中国的领导人、政府及制度则避而不谈。因此，马杰伟以“软化的国族宣言”来形容这套宣传片，它所能加强的是一种软化的、抽象的、出于实用主义的爱国意识。

问题是，假如爱国教育仍旧维持“去‘政治中国’化”，难以使港人对实质的中国产生认同感。爱国教育要有成效，要建立“一国两制”特色教育，我们首要面对的，是实质而非抽象的中国，即社会主义中国。

邓公论香港时，多次强调中国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 “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里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主体的补充。

忽略了冷战结构的影响

除了对殖民教育“断错症”，对病历分析的不全面也可能是导致“去殖民化”停滞的原因之一。笔者问过不少接受殖民教育长大的前辈，他们都表示殖民教育虽然是充满殖民意识，会美化殖民统治（因为被殖民所以繁荣，所谓“小渔村变成大都会”），刻意回避及淡化国耻，但不可能出现如早前公然歪曲鸦片战争及抗日战争史实的情况。

一直以来，当我们谈论殖民教育时，总是将焦点放在港英政府基于统治目的而对教育作出的控制，但忽略了背后的冷战历史。事实上，虽然由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港英没有完全取缔及歼灭中共在港势力，而是采取打压和箝制，但作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英国最忌讳的及针对的对象，仍旧是左派力量。

冷战结构下港英政府对教育的操纵，并非单纯出于管治考虑，而且具有反共目的，尤其是当1980年代香港回归已成事实，教育作为港英政府的反共工具非常明显。

《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作者陈光兴指出：

“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尚未到来。进一步来说，冷战的长期效应已经根植于在地历史，成为国族史乃至于家族与个人历史的重要地层，就算现实上冷战被宣告结束，也不会就此散去，冷战效应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份，与我们常相左右。”

“我们的世界观、政治与机构的形式、老百姓的知识体系与分类──还别说用社会科学的分析训练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其实都是冷战结构效应的主要环节。”

既然香港的殖民体制与冷战结构纠缠一起，那么“去殖民化”的进程及成效必定受冷战结构所制约。教育，以至整个香港社会的“去殖民化”都不可忽略冷战结构的影响。香港“去殖民化”停滞不前的原因，很可能与我们的分析长期忽略冷战结构有关。

比如说，回归后的爱国教育强调近代、宏观、客观，以1842年英国侵占香港为主轴，但忽略了梳理及批判当代、微观、主观的，在冷战结构下形成的殖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着恋殖、亲帝、反共的所谓“殖民印象”），导致了现时爱国教育出现“1842年 vs 1982年”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

只有了解冷战结构的作用，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回归前接受殖民教育的学生尚有一颗爱国之心，为保卫钓鱼台及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走上街头，回归后接受爱国教育的港人却大多是反华反共，高举英美国旗、高呼“支那”等辱华字句。为什么殖民时代的教育只是避谈、淡化中国，回归后的教育居然是丑化、歪曲中国，课本充斥着抹黑内地的信息，全因为现在的教材、教师，以至整个教育制度，仍然是受西方殖民—资本主义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影响的。这不只是殖民思维问题，而且是冷战思维问题，两者纠缠一起，“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语）。单单“去殖民化”并不足够，更要“去冷战化”。

“去冷战化”并非要忘记冷战历史，也不是对冷战结构视而不见。冷战就如地心吸力一样，不会因我们主观忽略它而消失，仍然无时无刻影响着我们（香港依旧发挥着西方的反共堡垒的作用，而“共产极权vs民主自由”的冷战话语依旧缠绕着港人）。“去冷战化”是要面对冷战结构对香港的影响，对香港社会进行改造，将香港由过往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变成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部分，这涉及的不只是法律主权的层面，而且是人心及价值观的精神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