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在中央决定订立“港区国安法”的同时，针对香港教育的号角也再次被吹响。5月15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香港中小学教育至今仍没有进行‘去殖民化’过程，更没有建立与‘一国两制’制度相适应的新教育体制。回归后，香港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教育也应当从‘殖民地式’教育转变为‘一国两制’特色教育。”

5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专栏“侠客岛”则以“教育不去殖民化，香港怎么有未来？”为题，批评“香港回归20多年，香港教育却未完成‘去殖民化’改革，导致许多香港年轻人对国家和‘一国两制’充满偏见，令人深感遗憾和忧虑”。

6月10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的教育，是香港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

同日，中联办发言人指出：“教育有着鲜明的主权属性，在培养合格国民、厚植家国情怀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

对香港教育作出批评固然是好事，代表问题焦点已从本属受害者的香港青年身上移走，可以尝试回答：为何本来如“一张白纸”的青年，无法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然而，之所以说“再次被吹响”，是因为这个已经是老问题。早在2015年，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就指出：“特区成立后，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让一些本应放在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有的还被奉为‘金科玉律’。”同年，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饶戈平亦指出“香港有必要进行‘去殖民化教育’”；学者强世功批评香港教育仍未“去殖民化”；学者赵可金则指出“香港教育‘殖民化’问题亟待解决”。

相隔五年，香港教育“去殖民化”问题再度被提起，反过来证明了这个问题在这五年内仍未解决。那么，为何教育“去殖民化”会停滞不前？

笔者认为，教育要“去殖民化”，先要搞清楚殖民教育。假如我们错误认识殖民教育，便会“断错症，下错药”。

“非政治化”的教学？还是教育“非政治化”？

很多人对殖民教育的印象就是“非政治化”及“去中国化”。总体上而言，这种看法没有错，但太过笼统及粗糙，容易产生错误分析。

首先，“非政治化”的教学不代表教育与政治沾不上边。笔者理解，由于港英政府看似严厉打击课程中与政治有关内容，因此视殖民教育为“非政治化”。

然而，教育的性质为何？教育本身就发挥着政治功能。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说：“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器。”换言之，教育的作用是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而殖民时代的香港教育就是向学生灌输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以维持殖民统治，可见教育从来没有一刻与政治分开过。

另外，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都是政治操作，背后完全是出于最切合宗主国利益的政治盘算，而且我们不应该把殖民教育看成一个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社会政治环境改变而不断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局势变化。

以殖民时代的公民教育为例。自1842年英国侵占香港起，至1920年代，香港完全没有任何公民教育。直至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及1930年代初南京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港英政府才设立“公民科”，成为学校科目，以加强殖民意识与殖民管治，尽可能地使香港游离于中国内地之外而保持相对的“独立”。

省港大罢工

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应对强大的共产党势力，自1950年代起，公民教育被港英政府用作向香港市民灌输特定的殖民政治知识，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而“公民科”亦成为学校的必考科目之一。

同时，港英政府大幅度修改《教育条例》和《教育则例》，禁止学校举行“政治活动”。港英政府动用《教育条例》的个案，显示其政治用途相当广泛，包括：搜查学校、取消有潜在左派背景的人登记成为老师的资格、指令学校禁止展示及使用有特定政治内容的课本及书藉、用在学校搜出的教材来指控校长及老师、停止对进行政治活动的学校的资助、指令学校禁止老师在课外时间与学生进行未经授权的会面及集会，甚至可以直接关闭学校。

到了1960年代，由于经济起飞、内地来港难民增加，以及1966年及67年两次社会运动，港英政府将中学的公民科改为“经济与公共事务”科，将小学的公民科改为“社会科”，课程内容以要求学生遵守法律、遵从政府管治，效忠英国女王为主要内容，强调“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及香港的经济成果，不鼓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联合国，并成功将香港剔除出殖民地名单。港英政府马上将“经济与公共事务”科的课程大纲改变，不再强调“香港是殖民地”，并加入中国（内地）、英国、香港三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始鼓励港人参与地方事务。

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港英政府公布《代议政制白皮书》，开始推动政治改革，公民教育的课程加入强调政治组织及代议政治的内容，并开始提及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

1985年，港英政府通过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简称《八五指引》），容许在中小学实行政治性的教育，打破了“校内不准开展政治活动”的禁令，被批评为“殖民政府为保障其地位与荣耀所做的最后努力”。

1989年后，港英政府在高中年级加入“政府与公共事务”科与“通识教育”科，并修订教育条例，允许教师可以和学生谈论政治事件。

1991年，港英政府通过《香港人权法案》，并于1996年发表新一份《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简称《九六指引》），在公民教育课程中加入人权教育、民主教育与批判思考，强调培养“具批判性思考素质和公民意识，成为有理性、富政治醒觉而又负责任的公民”，又要了解“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与法治精神的重要，并在生活中实践”。

笔者之所以详述殖民时代的公民教育历史，是希望展示给读者看，港英政府是如何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操纵教学内容，而且殖民教育并非铁板一块，它会随社会及政治环境改变而变化，并因应政治形势加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假如我们简单地以为殖民教育是“非政治化”，便会很容易误以为教育是非政治的，而这种错误想法充分展示在香港的一些官员身上。

早前，考评局取消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被指美化日本侵华的题目，香港官员回应记者提问时多次强调专业因素，排除“政治考虑”“政治干预”。然而，出题者明目张胆引导学生美化日本侵华、歪曲史实，这不是政治阴谋，又是什么？

利用片面材料，佯装中立，但倾向性极强的试题，图片来源：港媒

另外，官员很喜欢强调“政治止于校门前”、“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要防止政治带入校园”或“入侵校园”，还说“不应在校园内唱带有政治讯息歌曲”，“学校不应该有政治宣传活动”。

官方人士的这些表态，也许是为了在近年的不利局势下，消解反对派在校园发动青年的势头，但笔者要反问的是，国歌是不是带有政治讯息的歌曲？升国旗、唱国歌是不是政治活动？在学校推广爱国主义，又是不是政治宣传？官员们为了短期的目标而这样操作，虽然可以理解，但笔者不得不指出，这不会改变香港长期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误解，恐怕难以在教育问题上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共产主义革命家列宁曾说：“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一贯占着统治地位。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讽刺的是，当政府批评反对派将教育政治化，反对派也经常批评政府政治操控教育、把教育政治化，仿佛各方都犯上了“政治洁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