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回归：“爱国”与“民主”结合的尝试

上文提及过，“火红年代”虽然非常短暂（用昙花一现来形容也未有过），但不代表它的遗产也一并消失。 “爱国”与“民主”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扎了根，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八十年代，面对着香港前途谈判，英国政府出于“光荣撤退”及往后保留英国在港势力的考虑，在香港引入选举成分，开始了香港的政制改革。

当时的学运领袖陈文鸿教授指出：“从香港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来看，这个过渡期引发了民主回归的大议题。把从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和保钓运动带来的民族主义，结合到反殖的民主主义，1982年成立了论政团体：汇点。”

《汇点》由七十年代学运的社会派分子组成，他们将“爱国”与“民主”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民主回归”路线。“民主回归派”设想，透过两地的良性互动，消除两地人民之间隔膜，达致人心回归。

曾澍基指出：“‘民主回归派’的设想，集中于前提与后果的反馈，形成所谓‘中港关系的良性循环’（注：过去一度误将中港并称，此处保留引文原文）：在互信的基础上，扩大改革（包括但不单是民主改革）的空间，以及吸收各自经验的可取部分。”

民主回归背后的理念，是新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及“民生”。 “民族”代表的正是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汇点在《我们对香港前途的建议》的“基本信念”部分中指出：

“民族主义是我们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们考虑香港前途问题的出发点，但民族主义并非唯一的原则。认同中华民族，不等于认同任何现存政权或政党。”

由此可见，“民主回归派”抱有一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不过，即使是他们，亦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及政权保持一定的戒心，难以轻易地摆脱历史条件所成的限制。这样亦反映出当时港人的普遍心态。

因此，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提出了宽松的爱国者标准：

“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的这番话，意思就是不需要港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不需要港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要尊重及接受这个现实，正如中央尊重港人不支持社会主义这个现实一样。

因此，基于对港人心态的尊重，邓小平认为只要不把这种心态转变成“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的实际行动，中央还是容许“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 。

至于民主，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民主回归派”大多数成员都对西方式民主抱有一定好感，相信西方式民主比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好。当中支持社会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只有极少数，包括上文提到的曾澍基与陈文鸿。

然而，即使支持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但当时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仍然很模糊。当然，我们不能怪责他们为何没有尝试丰富这个概念，毕竟不止他们，当时全世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也很模糊，甚至对之失去信心。

虽然“民主回归派”的“民主”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西方式民主，但他们的原意是希望在香港推动民主，改革旧有的殖民地独裁体制，发挥实验和示范作用，让中国吸收有益的部分，与日后意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甚至妄图动摇中国政府的“民主抗共”路线相差甚远。

当“民主”被加上“抗共”二字

可惜，好景不常，“爱国”与“民主”在香港的蜜月期非常短暂。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后，“爱国”与“民主”被“民主抗共”派捆绑起来，成为了反对派的一面大旗。

“民主抗共”派主张，假如你爱中国，就要把中国从“专制政权”手中拯救出来，唯一方法就是将中国“全盘西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自此，“民主”就被变成了反共的手段，一方面成为攻击中国政府的武器，另一方面成为香港抗拒中央政府的护盾。从此，“民主抗共”路线取代“民主回归”路线成为主流。

同时，“苏东波”浪潮也加强了英美打击中国的决心。它们认定中国必将步苏联的后尘。因此，英国政府一改此前与中国谈判的友善态度。

学者强世功指出：“由于1989年全球政治形势的变化，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扭转原来的被动局面，采取主动攻势，即改变中英联合声明的‘措词’，改变它的‘语气’，把香港理解为一个‘国家’，通过政制改革的民主化运动，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或者在中国的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的政治力量。”

虽然如此，中央并没有因此而修改《基本法》有关普选的条文，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普选目标依旧得到保留。前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认为，“之所以需要承诺（笔者注：普选），是因为香港在英国管治的百多年间原本并无这一实际现实，既然社会有一定期望，在保持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待条件及时机成熟时，即可落实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可见，中央之所以保留相关条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顺应港人民意，维持回归过程稳定。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西方式民主上升成“普世价值”。除了上述提及的香港知识分子，连内地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官员也深受其影响。邵善波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内地确实有一些人认为香港的制度优良、先进，期望内地将来也逐渐与香港一样，最后‘两制’向香港这‘一制’靠拢。”

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亦提到：“回归前，我曾参与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咨询《基本法》。当时香港很多人设计制度，对中央官员的看法有一定了解。设计特区制度时，当时大家相信回归前现时政治制度非常有效，《基本法》起草于1985年至1989年，当时香港经济发展起飞。大家以为香港制度优越，才有现在的成就。80年代都是大家相信民主的年代，所以将普选列入《基本法》内。”

其后，英国政府撤换被视为“亲中”的港督卫奕信，改由保守党党魁彭定康担任。彭定康单方面违反早前英方与中方订下的协议，于1992年10月发表施政报告，宣布大规模政制改革。

彭定康到香港后，很快发起“改革”，图片来源：港媒视频截图

这样一来，民主从此就被“武器化”。强世功认为，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因为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自然没有直选的基础，而且中央政府也不会很快放手让行政长官直选，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若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变成立法主导，他们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获得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权。”

基于彭定康政改方案出现了“三违反”，中央唯有取消“直通车方案”，1995年选出来的立法局议员无法过渡至回归后成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自此，中央就被反对派塑造成“民主的敌人”，是阻碍香港的民主进程、扼杀了香港民主政制改革的“元凶”。

强世功指出：“香港‘民主派’把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民主化问题，从而想当然地认为阻挠香港急速实现普选的根源在于中央，因为中央本身就是专制政权而非民主政权。由此，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在‘民主派’的话语中就变成了‘中央vs香港’、‘专制vs民主’问题。”

与此同时，《汇点》元老刘迺强、王卓祺、曾澍基三人因反对《汇点》支持“彭定康方案”而退出，象征着坚持“爱国”与“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回归”路线逐渐被边缘化，被“民主抗共”路线所取代。自此以后，“民主”的意义就被反对派完全歪曲了，他们成功地将本应是在尊重国家主权下追求的目标，变成对付中国政府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