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被建构出来的对立

2003年，《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失败。笔者认为，二十三条立法的意义并不在于法例之上，反正港英时期的相关法例已被保留下来，当时的国家安全立法只是在相关条文上作出修订及增补。二十三条立法的重点，在于展现港府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展现港人（包括政治人物和普通市民）尊重“一国”原则的态度。

立法的失败，大大增加了内地对普选制度设计的担忧。邓小平早在1987年就提出这方面的质疑：“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

反对派阻挠二十三条立法的表现，加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当时，反对派当中，民阵提出“香港要做中国民主先锋”的口号；民主党李柱铭接受美国国会邀请参与听证会，呼吁英美等国支持香港实行普选；刘慧卿则到访台湾参与由台独组织举办的研讨会），已充分显示出他们绝不符合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哪怕标准已极其宽松。

问题是，普选制度能否确保藐视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不会担任行政长官？基于这种担忧，中央于2004年主动释法，在有关修改“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当中，增添二项程序，即：

（1）行政长官就是否需要进行修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及

（2）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并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予以确定。

之后的政制发展过程，笔者就不详述了，反正就是恶性循环：中央依旧推动政制改革，反对派则批评中央不实行普选，要求立即实行“真普选”。反对派成功从英国手中继承了“民主”这个武器。他们高举着“民主”这个旗帜，透过不断提高“叫价”（要求“最大、最优”的民主），使他们长期占据着道德高地。

“民主”令反对派立于不败之地。对反对派来说，建成按他们标准的普选制度固然最好。即使不成功，也不是坏事。他们一方面能利用立法会继续“搞局”；另一方面能继续把中央塑造成阻碍民主进程的敌人，维持港府的低认受性，积累民怨，吸纳政治能量，壮大反中乱港势力。

因此，即使中央履行普选承诺，希望2017年推行普选，反对派也拒绝支持政改方案，坚持包含公民提名权（能确保反对派可参选特首）的所谓“真普选”，然后积累及引爆民怨，发动占领运动。

单从逼使中央实行“真普选”的角度来看，“雨伞运动”看似是失败的。但它确实达到了“反中乱港”的效果。 “雨伞运动”打开了潘朵拉盒子，其鼓吹的“公民抗命”，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可以违法犯罪。它对我这一代香港青年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

“民主抗共”与“港独”的关系

占领运动后，“港独”作为一种思潮出现了。 “港独”思想的出现看似很神秘，好像无故在港人（尤其是青年）脑海中浮现一样。然而，“港独”思想其实与“民主抗共”路线一脉相承。

前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认为：“争取民主与争取独立是一回事，处于同一方向。”

“港独”学者徐承恩更细致地分析“民主抗共”与“港独”的关系，他指出：“近年香港年轻的抗争者主张‘民主自决’，甚至提倡香港独立，乃历年民主运动、公民运动的自然延伸。”

“争取民主就是争取大众主权，那么在中国的特区内争取民主，就必然是某种或明或暗的独立运动。这是基本逻辑。”

事实上，不少传统“泛民主派”，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经支持“港独”。

杜叶锡恩女士在其回忆录里指出：“继宣布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中国后，少数反华分子便粉墨登场了……起初他们表示希望香港成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像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但是，当他们发现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之后，他们便开始支持英国的建议，即在1997年之后让香港再由英国治理30年，仅以更换旗帜作为回归的象征。他们的观点居少数，所以他们再次失败了。”——（杜叶锡恩《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页126）

据吴仲贤所言，当时中文大学的政治行政系讲师、后来担任第一届立法会主席的黄宏发鼓吹香港独立最为积极。

前立法会议员、公民党成员吴霭仪于1983年更直言：“要坚持长远保留香港现有的一切特殊有利条件，保留一切居民现有的权益自由，保留目前这种不受中、英政府干预的实际自主，则事实上只有一条路可行，那就是独立。”

由此可见，当年主张“港独”的，正是现在一些“传统泛民”，说他们为“港独先锋”绝不为过。不过，后来他们发觉没有这个可能，而且得不到英国及港人的支持，才转而支持香港回归中国。

然而，他们的所谓“爱国”，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当时，妄想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联会”，与支持香港回归中国、坚称不参与国内政治活动的“港同盟”，两个组织的成员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才会被戏称为“两顶帽子，一套班子”。“港同盟”（后来的“民主党”），之所以口头“爱国”支持回归，目的只在“打擦边球”，方便自己日后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

“民主抗共”派的信念，建基于“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崩溃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与上述英国政府的设想相同。因此，他们才愿意在口头上尊重“一国”的原则下，试图将香港变成以“民主”为幌子的独立政治实体，利用香港作为撬动中国的反共基地。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非凡成就，党亦通过持续改革，不断完善自身，成功维持了政治形势稳定。这样一来，中国崩溃的机会变得很渺茫，令“民主抗共”派大大失望。提出“香港革新论”的香港学者方志恒认为：“如果中国已变成‘天朝中国’，而这个‘天朝中国’是稳定的、你不能想像它明日就倒台，香港民主化面对的环境会比我们想像的更恶劣。”

《香港民族论》编辑之一李启迪则指责：“前辈（注：民主抗共派）相信中国必会逐步走上开明、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化道路，现实却是民主进程在1989年后毫无寸进，反而愈收愈紧。”当然，中国并非没有走上“开明、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没有走上合他们心意的“全盘西化”道路。

对政治形势的失望，滋生了比“民主抗共”更为极端与激进的“港独”主张。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崩溃已经遥遥无期；既然在“一国”原则、在基本法框架下，已无法将香港变成名义上在中国主权下、以“民主”为幌子的独立政治实体，那倒不如明目张胆地主张分离主义，要求香港从中国独立出来。

基于这个逻辑，我们才能理解“港独”学者徐承恩这番话：“香港要有民主政制，要么是令中国成为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要么是建立主权独立的香港共和国。”

而且，“港独”分子认为，既然旧有“民主抗共”路线已失败，自然要发展另一种讲述去填补，去丰富“反共”论述，增加一种“思维”去凝聚港人。李启迪认为，“如果抗争可以令港人越来越团结、累积力量，并削弱中国对港统治，才是有意义”。因此，“港独”分子利用长期积累下来的“陆港矛盾”，将它转化成“香港人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立，从而建构出所谓的“香港民族主义”。这种做法就与“台独”分子建构“台湾民族主义”一样。

在他们眼中，推动“香港独立”与建设香港“民主”政制一样，都并非必须要达成的目标，因为他们从头到尾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反中乱港，在内地搞颠覆，所以有人一直以“港独不可能成功”来尝试说服他们，当然不会见效。

传统“泛民”与“港独”本质上都属同一个阵营（黄营），有着同一个目标，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手段上的分歧（甚至连手段上的分歧也不大，在“反修例运动”中，就看到他们里应外合，相辅相承）。因此，尝试将两者区分，恐怕并不容易。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港独”分子离经叛道的主张及违法犯罪行径太“耀眼”，而把他们视为整个黄营的代表，毕竟真正的大佬还是英美老早扶植出来的民主抗共派，在体制内从事颠覆活动还是他们阵营的主调。

现时，反对派就提出所谓的“夺权路线图”，意图在九月的立法会选举赢取过半数议席，然后利用立法会瘫痪政府施政，引发宪制危机，并筹划在后年的特首选举中选出反对派特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