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缘起

早前，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文章中提出：“在香港的政治环境里，没有人可以既爱国、又爱民主”。无独有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亦指出：“你的爱国，我的民主，成为香港政治生态中油水难融的持久裂痕。”

在香港，你几乎找不到有任何政治人物会同时高举“爱国”与“民主”，有的也是极少数，而且早已被边缘化。在香港，“爱国”与“民主”就像在天秤的两端，仿佛你爱国，就跟民主作对；你爱民主，就跟国家作对。

然而，“爱国”及“民主”，两个价值本身绝不违背。党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同时包含了“爱国”及“民主”。五四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即使在西方，“爱国”及“民主”的关系都是互不排斥的，但为何在香港，两者就看似变得水火不容？

港人独特的“爱国主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按我的理解，当我们谈及“爱国”时，必须同时考虑背后具体的历史条件。

早于19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提出“文化中国”，用以于“政治中国”区分。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的说法，就是将中国分成文化历史传统的Country和法律及政治制度的State。

在香港，笔者最常听到的指责就是：“爱国？‘独裁’国家你也爱？”可见，对“爱国”的批评，都是针对着法律及政治制度的State。

在香港，“爱国”有很多层次，可以分成很多种。总括而言，同时爱“文化中国”及“政治中国”，占港人的极少数；

爱“文化中国”但不爱“政治中国”，可能超过半数，这从几次选举的结果也能看出来；

爱“文化中国”但不爱“政治中国”，同时深爱着英国和美国，以及既不爱“文化中国”、又不爱“政治中国”，只爱英国和美国，这两种“爱国”在香港的精英阶层及部分中产阶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然，在青年里似乎也愈来愈多。

至于“民主”，毛泽东亦曾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换言之，除了“爱国”，我们也要具体地看“民主”。棘手的是，现时“民主”在香港已被严重地抽象化，上升至形而上（甚至神学化，把“民主”和“普选”弄成拜物教）的层面。你问支持民主的港人“民主为何物”，大多数人都无法准确回答，只能支吾以对说它是好东西，就像你问教徒“神为何物”一样，他们只能回答衪是至善至美的。

作家陈冠中指出：“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出来的。”这意味着“爱国”和“民主”都是实实在在的、有历史的东西。因此，要准确理解两者的内容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从香港的历史背景中出发探讨。

一直以来，香港都有充满爱国意识的政治活动。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罢工，抗日战争时作为救国基地，建立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这些都是港人的爱国主义表现。

然而，学者强世功指出：“爱国主义在香港依然是一个特别的概念。香港人确实爱国，保钓运动比内地还积极，可不少人说他们爱的‘国’是祖国河山、历史文化等等，而不一定是政治实体。”要理解这里所指的那种特别的爱国主义概念，就必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说起。

形成这种特殊的爱国主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所谓“用脚投票的移民”。国共内战引发了第一次“难民潮”。为了逃避战乱，大量内地难民逃难到香港，当中不乏由上海逃港的资本家及国民党成员。

其后内地的两次政治运动相继引发第二、第三次的难民潮。不难发现，他们逃到香港的原因，是希望逃避国内的战争及政治运动。因此，能够逃到香港的移民，他们几乎都拥有着恐共、反共情绪。

然而，由于他们长期在国内生活，视中国为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根，所以他们即使有多害怕及痛恨中共政权，亦不会否定中国。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港人“反共不反中”的特殊爱国主义。根本上来看，这种“爱国主义”是冷战的特殊产物，它建基于能够将政权从国家独立分割出来的假设。

至于“民主”，当时港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差，所谓“搵朝唔得晚”（早上赚的钱，不足以支持到晚上），为了生存“搵食”（工作），根本无闲理会政治，而且教育水平低，不了解自己的公民权利及自由，形成政治冷感。

即使有政治意识，在当时港英政府的独裁政治制度下，政治只是富人和精英的玩意，一般平民百姓根本没有任何渠道参与政治，因此当时只有零星的政治团体，例如香港革新会、香港公民协会，以及香港民主自治党等等。

火红年代：“爱国”与“民主”的萌芽

到了六十年代，六六年“反天星小轮加价”运动及六七年“反英抗暴”的爆发，象征着“爱国”与“民主”在香港的萌芽。其后的七十年代，更加被称为“火红年代”。自1970年起，当时的大学生相继发动及参与“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盲人工潮事件”、“仁义新村事件”、“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社会运动。 “爱国”及“民主”这些概念逐渐在学生的脑海中扎根。

“反贪污、捉葛柏运动”，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可惜的是，“火红年代”非常短暂。根据何家驹所言：

“香港的学生运动真正能够担当起社会运动的先锋角色的，事实上仅有由七零至七三年之三数年……七三年后，学运便逐渐转移内在化于学界内......七六年……后，学运的热潮迅速冷却下来，虽然经过金禧事件和艇户事件的一番挣扎，学运还是一蹶不振；最后，香港的学生运动随着七十年代的终结终于淡然地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上。”（《序言》，《学运春秋——香港学生运动》， 1982年，页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运维持很短暂，但当时的学生非常支持社会主义。当时的社会派学生领袖曾澍基教授明言：“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破烂摊子，发展至现今初步昌盛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间实在经历了不少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论是国粹派那种几乎盲目地支持，还是社会派带有批判地支持，当时的学生普遍是左倾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这个情况在香港的政治环境来说是相当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