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支”，小镇青年注定的命运？

在赣中地区乡村社会，除了养殖业以外，其他行业中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也有着类似的透支情况，比如返乡做水果生意的、开农庄等等，只是养殖业在风险和收入的不确定性上表现得更为极端，养殖户消费升级速度上也表现得更为极端。

当然，在小镇青年中，也不乏十分勤劳、简朴、更加务实和运气更好的创业者，他们在返乡之后，走上了发财致富之路。但是从中西部地区乡村社会整体创业的环境来看，这样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小镇青年都难逃“被透支”的命运。

其实，撇开县域内部的行业差异和阶层差异不谈，县域的经济生态、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整体上决定了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是否会被透支及其被透支的程度。

一线城市的去工业化伴随着现代中高端商服业的充分发展，依然能够实现从国内外其他地区汲取收益的目标，从而实现整体的收大于支。这些城市的从业者可能消费增速快，但收入增速也快。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属于被汲取的对象。

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的县城，第二产业发展有限，而且以中低端产业为主。比如西加县工业园区就以食品、建材、造纸、林化、药业、服装等10多个系列产品为主导，即使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以传统中低端商服业为主。受剪刀差的影响，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依然是被先发地区汲取的对象，整体而言收少于支。

雪上加霜的是，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而言，近十年，资本的渗透和扩张，信息化、基建和物流的发展，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地方市场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更多的本地从业者要与全国范围内的经营主体竞争，原本可以本地化的收益也正在被县域外的经营主体所汲取。比如拼多多和社区团购的发展，使得本地超市的经营状况变得越来越差。这意味着本地从业者的收入增速会进一步下降，消费增速也更有可能超过收入增速。

除此之外，剧烈的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也是小镇青年“被透支”的加速器。

被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结构性力量撕扯的农民，正变得无所是从；原本支撑和引导他们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已经逐渐松动。比如传统农业社会中节制和勤劳的一面正在弱化，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寻找缝隙，逐渐渗透，甚至开始主导着乡村社会中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小镇青年往往是最早和最容易被俘获的对象。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引导下，他们包容甚至放纵自己。

然而，当前逐渐原子化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缺乏限制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构性力量。

城市和市场体系在激发个体不断进行消费和冒险的同时，也在组织和规训个体，不断强化个体的规则意识、积累意识和风险意识。而乡村社会在慢慢城市化、接纳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同时，却没能同样构建起节制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制度、组织或价值体系。

对于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而言，生产和生活都在乡村社会展开，想要依靠个体的力量摆脱被透支的命运，十分艰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能缺位。

对于政府而言，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县域经济生态和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较大转变的情况下，不应该盲目鼓励青年返乡创业。

产业转移被视为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然而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县城而言，并非如此。从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来看，产业转移是呈梯队的，从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次中心，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又转移到下一个梯队，最终转移到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在一个国家内部，产业转移也遵循相似的路径。

对于大部分不具有区位优势或资源优势的中西部县城而言，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很难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将会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只是相比产业转移以前，农民进城的距离会相对缩短，进城的成本也有可能因此降低。

换言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地区县域社会的主要功能仍是为本地或进城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农民提供退路，降低农民家庭发展的成本，而不是盲目发展房地产，盲目扩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这些行动还会增加县域社会中农民的生活成本，促使一些农民包括小镇青年盲目流动和盲目投资。

其次，在农民生产能力没能够相应提升的背景下，政府不应盲目推进农民消费升级，比如应避免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配置在县域以推进县城房地产发展，倒逼农民进行教育城镇化和消费升级。

社会层面，面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侵袭，小镇青年应学会理性对待，不盲目跟风攀比，要量力而行，而政府在当地社会价值观念构建过程中也应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关于这点，已有众多文章谈及，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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