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回溯历史，作者重生

因此，个体独创论要赢得它的支配地位，就必须回溯历史，改写历史，放逐与之抵牾的话语，重新书写作者-作品的关系。

《船歌》案中，四排乡政府和郭颂对簿公堂，便是现代著作权这样一次“给作品‘恢复’作者、替版权‘找回’业主”的努力。在过去关于《船歌》的作者身份的记载中，《船歌》时而标记着赫哲族民歌，时而标记着郭颂（等）编曲，时而标记着郭颂（等）作曲，因为它本不是个事儿，作者的身份在当时是无关轻重，没有人留心的。作者身份的放弃，恰恰是作者自我改造，争当“新人”的开始。但时至今日，作者身份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它是著作权的主体，是著作权为人类文明保驾护航的逻辑起点。

表面看来，为争取作者身份的郭颂败诉了，但《船歌》案背后隐匿着的那位大写的作者却胜利了。胜利不在于个体独创论成功解释了《船歌》的创作活动，胜利在争议双方都开始运用个体独创论来回顾历史的那一刻起已经决定了，因为劳动创造权利的伦理观念开始支配人们的想象力，树立了它的合法地位。此后剩下的，便是大家在使用《船歌》时先去查明作者是谁，再联系解决著作权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写到这里，福柯意义上的“作者”已经浮出水面。作者，这著作权法上所指的“创作作品的公民”，只是社会各方在争夺作品支配权时借来打鬼的钟馗，是权力关系一次又一次的书写。真正的作者，则是拥有作品支配权的那一位。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剩余财富有限，有闲阶层少，识字率低，复制技术落后，都极大地制约了文艺作品的生产和传播，加上个体从属于社群，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私有产权，于是传统民间文艺的作者始终处于混沌状态。到了西方近现代，受教育水平提高，书籍市场日渐扩大，复制手段也大大提高，新的利益必须得到重新分配，个体独创论才应运而生，为文艺创作与新兴的资本和市场相结合提供了伦理话语。而人们在对个体独创论的反思性实践中，又提出了与之相对的“作者”观念。可见，在每一次社会变迁中，只要围绕文艺作品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作者”就会拥有新的身份和地位。

现在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历史的关口。

一方面，文化产业中的跨国资本寡头把个体独创论极端化，抹杀文化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并应为全人类自由享有的本来面目，并逐步劫持了著作权法律制度，一再扩张“作者”的权利，使著作权制度有丧失平衡个体与公共利益功能的危险。学界已有研究表明，当今国际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法律制度，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而且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寡头们劫持民意强势推行的标准。

同时另一方面，自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新纪元以来，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互联网上著作权纠纷烽烟四起，正告示着新格局与旧制度之间激烈的冲撞。是新“作者”诞生的时候了。

互联网上著作权纠纷烽烟四起……

中国传统民间文艺遭遇的“作者”身份的尴尬，犹如一面镜子，照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知识霸权政策的面目。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呱呱坠地，最早的具体起因是1978年英国出版代表团来访和1979年《中美高能物理协议》签订及中美贸易协定商谈过程中，美方一再提出版权保护的问题。其后，美国更借助“特别301条款”等单边制裁的手段，操纵谈判，强迫各发展中国家接受对美国有利的知识产权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著作权立法从日程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被动的色彩，如2001年对著作权法的修订，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因为外在的压力，著作权立法在考量中国实际国情时不免时时受到掣肘，这部分导致了著作权法成为争议极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间最长的一部法律。在传统民间文艺保护的问题上，囿于西方著作权法的既定框架，立法便深感无力解决并只好暂时束之高阁。《船歌》案中的作者-作品问题，反映出中国著作权立法被动接受西方著作权法律框架的历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