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个体独创论的历史实践

但是，著作权的上述主张可能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我们在论证区分改编和创作的困难时已经提到，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那里就隐隐地透露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被逐渐对立的脑体劳动和日益细化的职业划分切割成碎片的生产生活会不会阻碍文艺创作的创造力？本部分将结合《船歌》案的事实更详细地展开论述，展现历史上来自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对个体独创论的伦理主张的挑战。

从《船歌》以及她的前身《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来看，其创作都与赫哲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而赫哲族民间流传的说唱文学形式“依玛坎”、“嫁令阔”、“赫呢哪”，都是咏唱打渔、狩猎、爱情、婚娶、节庆、祭祀等生产生活内容的作品，男女老少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唱。

“无论是在苦难的岁月里，还是在欢乐的喜庆吉日，在网滩上，在密林篝火旁”，人们围坐一起，为歌手说唱的英雄事迹赞叹、欢笑、哭泣，又或是妇女们“坐在油灯下缝针线、熟皮子的时候，或在山岗草原采摘野菜、野果的时候”随意吟唱一诉衷肠。这里没有职业的作家，所有人又都是作家，文艺创作不是一门职业，却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点上鲁迅先生说得最真切：

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在传统社会里，文艺创作与生产劳动正是这样密不可分的。生产劳动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创作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的表达。当文艺创作与生产劳动浑然一体的时候，个体独创的作者-作品观念无从产生。所有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都在抄袭、借用、模仿、改编中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创新，经过一代代人传下来，一代代人修改，使本来简短朴野的素材变得美丽曲折，道德的教训，肤浅的哲理也加了进去，慢慢就成为民族文学的泉源。

这种实践有力地反驳着个体独创论。后者的伦理基础在于：只有强调独创性，给予作者对于作品的精神性和物质性权利，才能够激励创作，增加人类精神文明的财富。这种伦理诉求貌似高度肯定了创作活动和创作主体，实质是把创作活动异化为创作主体自身之外的存在，是对创作活动和创作主体的同时贬损。当劳动必须由外在激励扶持时，劳动就成了一种“人类为了生存和满足其基本需求必须做的苦工”。

但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民间文艺创作的动力不在于个体的权利保护，而在于文艺创作本身就是人类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内在需求。而且，在传统社会里，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存在的，他既是生产劳动的主体，又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他既从事体力劳动，又从事脑力劳动，他既不是作家，他同时又是作家，他的创作成果从未得到私权的保护，但他的创作热情从未消失，而他（们）的创作从古到今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着精神食粮。

在与传统社会的对照中，我们反而尴尬地发现，现代文明的许多症结的发生，正与文艺创作成为职业和机械的个体独创论支配下过于严密的私权保护有关，它改变了原来的文化传播方式，法权意识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契约化，这意味着“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而此种格局包藏着内在的伦理问题，它意味着文艺创作成为文艺工作者谋生的手段，意味着文艺创作市场化，意味着文艺工作者日益脱离生活，意味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意味着文艺工作者不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完整的人。一句话，意味着人的异化。

最早对这种异化的危险进行了系统论述和批判的人，是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

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性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它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的论点，然而它表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不如说是敌视人的……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

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亚当·斯密视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才显得如此深刻。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人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认识和改造自身的高贵的实践过程，而私有制和分工却是造成人的异化的罪魁祸首，只有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才能消除异化的现象。

郭颂等人创作《船歌》的1960年代所施行的文艺政策是上述伦理主张的历史实践。因为民国时期实施的著作权法是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的，新中国的政法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民国的旧法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建立一个新社会。这一革命在文艺领域里首先要重新认识劳动作为人的实践的本质以及文艺创作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人民生活，包括生产劳动，是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此，文艺作品的产权毫无疑问地应当属于人民：“文艺从它滥觞的一天起本来就是人民的，……它们是被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