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作为直接创作者的文艺工作者，不仅不应贪天功为己有，认为文艺作品是个人独创的成果，而且要深入群众积极进行自我改造，认识到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认识到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危险，因为那才是导致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动力逐渐干竭的真正原因。于是就有了“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法和做法。1957年以后，文艺工作者大批下乡下厂，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生产劳动，正是要反对个体独创论关于创作神秘化和脑体劳动分工有理的伦理主张，把异化的人重新改造成健全的人。

上述文艺路线还提出要打破个体独创论和分工带来的阶级分化，必须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稿酬问题，是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改造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加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鼓励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同时又尽可能防止产生特殊阶层的危险，目前亟需对我国现行的稿酬制度加以改革”。“如果不对现行的稿酬制度进行改革，不但对文艺学术的健康发展不利，对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首先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极为不利，甚至还有形成脱离工农群众的特殊阶层的危险。”在这一思路下，新中国迅速摒弃了原先参考前苏联版权法制订的一系列关于出版和著作权保护的暂行法规，代之以一场社会运动形式的文艺革命。

《船歌》正是这一运动中的产物。1950、60年代，郭颂在音乐界崭露头角，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下乡到了黑龙江赫哲族的聚居地。这给他的创作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在大量接触赫哲族人民的民歌，深入了解赫哲族人民的生活后，郭颂创作出《船歌》在内的一批音乐作品，奠定了他此后在音乐界的地位和荣誉。

《船歌》用声乐和文字真实再现了赫哲族人民在打渔劳动中歌唱新生活的欢乐心情，在全国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经久不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洲声乐作品代表”，没有人否认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哪怕被认定为改编，郭颂等人在《船歌》上的创作给社会带来的贡献，也远远超出大部分所谓的原创。可以想象，没有郭颂这一批人，没有《船歌》，很少有人会知道当时生活在中国极北地区的人口稀少的赫哲族，也很少会知道这个民族曾创造了如此优美的民歌。很可能，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些民歌早就消失在风中了。

在我看到的两次重要的采访中，郭颂从不讳言赫哲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对他的影响，他还谈到当时由于他的贡献，同江市要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但郭颂更希望得到的是“赫哲族渔民”的称号，他的名片上甚至印有“赫哲族渔民”的字样。郭颂在赫哲族人民面前演唱《船歌》，没有激起任何反感，却收获了赫哲族人民的欢迎和爱戴。按照赫哲族的风俗，由他们最年长的一位族人向郭颂敬酒，这是赫哲族对客人的最高接待，表明他们把这位客人当成自己的族人看待。郭颂谈到：

我在两次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书后，对《船歌》近四十年的历史进行了一下回顾，从我们当时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过程，再一次进行了回忆。我与胡小石、汪云才同志共同创作《船歌》的难忘岁月，我对那段时间是无怨无悔的……

像郭颂这样回顾那段艰苦岁月仍然饱含深情无怨无悔的文艺工作者大有人在。田联韬先生在他的书中朴实、深情、公道地回顾道：

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大地上，一批有志向的青年音乐家，走向群众，走向民间，他们背上行囊，带着纸和笔（许多人到60年代才开始用上笨重的磁带录音机），走向祖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从北方的戈壁绿洲、内蒙草原、海兰江畔，到南方的云贵高原、雪域西藏、海南五指山下，处处都留下了这些拓荒者的足迹。就像是地质探矿者一样，他们在边疆各地采访调查，尽力挖掘那些深藏在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中的纯朴美好的音乐，用笔和心记录下一个个音符。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

劳动的神圣和光荣、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路线、集体主义的精神，塑造了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激励着人们忘我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去，大大丰富了文艺创作的形式和内容。郭颂他们的成功，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成功，是人类试图打破脑力与体力劳动对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社会主义新制度对个体独创论和现代文化私有产权的公开的挑战。

本文不是单纯为这场文艺运动歌功颂德，毕竟它所隶属的文化革命系统同样由于自身内在的困难而失败了，但反对对这段历史实践的简单否定。只有在历史实践和理论的脉络中梳理（而不是割裂）这段作者-作品关系的“变奏”，我们才能把握著作权实践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