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之前就有学者提出“拜登将是最后一个‘跨大西洋主义’总统”，从本届特朗普政府的表现来看，非常希望将对外国的安全承诺变现，这是否会造成跨大西洋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特朗普之后，跨大西洋关系还有可能修复吗？

克劳斯·拉雷斯：我认为这与美国将安全承诺或安全政策变现的想法无关。特朗普确实喜欢金钱，他想为自己、家人乃至国家赚钱。而在美国总统中，对赚钱有如此程度偏好的总统实属少见。但我相信，特朗普之后的任何一位总统的政策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以金钱为导向做出决策。

现在跨大西洋关系确实因为财务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因素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受损。特朗普对欧洲的投入和关注远不及历任任何总统，包括拜登在内。拜登是一位真正的跨大西洋主义者。特朗普基本上对欧洲漠不关心，甚至认为欧洲在“剥削”美国。

他认为欧洲是在搭美国的安全便车，在安全政策上过度依赖美国。这种依赖性正是他所鄙夷的。他偏爱强国与强人，因此对那个看似高度依赖美国的“软弱”欧洲，自然不屑一顾。虽然这种认识和政策不会持续太久，但欧洲人因此对特朗普政府及美国走向深感失望。

2014年6月30日，欧洲军团士兵在欧洲议会前高举欧洲旗帜

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了持久的伤害：美国在欧洲的形象大受打击，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和依赖感也大幅下降。若未来出现一位在跨大西洋事务上立场迥异的新总统，关系虽有望修复，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至少需要一个总统任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重建昔日的信任与信心。

但是我们也无法保证这种修复的效果；或许在特朗普之后，跨大西洋关系就永远受损了，再也无法恢复到我们过去所熟知的那种融洽关系。我们很难估计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具体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北约也兴趣寥寥，他对于北约的再武装化十分满意，并要求各成员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国防。他对此花费了巨量的精力，但是他对于欧盟是完全不屑一顾。

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不大理解欧盟的运作。欧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超国家实体。中国和美国都喜欢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的视角来思考问题，比如印度、德国、英国、卢森堡等等。

但中美要面对的是一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超国家实体，有三位“总统”：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洲议会主席。这种设置无疑让特朗普这类人感到疑惑，他不知道他应该给谁打电话，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欧洲总统”。因此特朗普根本不喜欢欧盟。

当然，从外部世界看，如果你的对手是一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组织，其力量必然远胜于单一国家。所以各国领导人更倾向于与德国总理、英国首相打交道，因为对他们而言，那些领导人相比整个欧盟要“弱”得多。

特朗普一向喜欢占据主导地位，他不愿意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因此他既不理解也不待见欧盟，觉得欧盟各国在联合对付美国。但说实话，这并非直到特朗普才出现的现象。早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美国就不理解，也不喜欢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时的欧洲共同体更小，仅有9国。如今成员增至27国，这从特朗普的视角看更是难以接受。他对欧洲的好感极为有限，这对跨大西洋关系毫无裨益。

观察者网：最后我们回到中美关系，作为前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从您对于基辛格的了解，他如果还活着，会如何评价现在的中美关系？

克劳斯·拉雷斯：是的，我与亨利·基辛格多次长谈。曾几何时，我还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担任基辛格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讲席教授，在那段时期，我与他进行了许多对话，但是当时的讨论主题大多集中在欧洲，鲜少涉及中国。

但是基辛格对中国抱有非常建设性的态度。他希望让中国“破冰入局”，视中国为重要的国际大国。20世纪70年代，他利用中苏两国的分歧，利用中国制衡苏联，从而使美国受益。这一策略既巧妙又高明，并在整个冷战期间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在实施该策略后，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与中苏的关系都明显优于1950～1960年代。对此，基辛格功不可没。中国方面也颇为欣赏基辛格，因为他们认为他对中国更尊重、更开放，几乎把中国视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伙伴。

当然我们也要将这一转变归功于尼克松总统。你也知道，尽管基辛格总爱把功劳揽到自己名下，但真正拍板和定调的是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只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从未担任过总统。

尼克松访华

然而，中美的格局自基辛格时代以来已发生了巨变，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实力强大的经济体。正如我在访谈伊始所提，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里，中美之间的竞争格局逐渐凸显。

在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期间，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完全不足以与美国抗衡，因此在基辛格时代，担心中国会与美国竞争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在他下台之后中美之间真正的竞争是才加剧，并从经济、贸易到地缘政治各个层面塑造了中美关系，一直到今天。这种竞争势必需要厘清，否则有失控的风险。

当有人谈论因这种竞争而引发中美未来战争时，我们都应坚决反对。我们甚至不应该向这个方向靠近，乃至谈论这一问题。因为这样的战争会摧毁世界。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而哪怕是一枚小型核弹，也足以对相当面积的土地造成毁灭，而这绝不允许发生。

我们必须确保双方保持对话、加强合作、和平共处，而不是相互毁灭。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这不是什么秘密。无论美国、中国、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领导人都非常清楚任何大国冲突的危险。因此，我对此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可以避免这种冲突，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我们会竭尽全力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观察者网：如果基辛格还在世，您认为他会向特朗普提出什么建议？

克劳斯·拉雷斯：如果基辛格还在世，他大概不会赞成打贸易战，也不会支持征收完全不切实际的关税。他更有可能劝特朗普多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尤其是让他的顾问团队和国务卿频繁与中方对话。

正如丘吉尔于1954年6月26日在华盛顿白宫的一次演讲时所说，“争论总比战争好。”（To jaw-jaw is always better than to war-war）这一格言至今依然正确，双方都心知肚明。但一旦要真正落实这一格言，往往会因情绪因素或缺乏外交接触而受阻，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些障碍。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