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很可能对上述设想构成严重的挑战。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南海，军事挑衅或误判很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并造成毁灭性影响，华盛顿和北京的决策者们应对此予以更高的关注。在台湾问题上，考虑到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各方都默契地不单方面改变现状也许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结果。台湾不仅是一个潜在的冲突点，它还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和中国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美中双方以细腻而有弹性的手段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了一个模糊的空间，这座小岛就在这一模糊空间里实现了发展和民主化。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双方在那些问题上难免互相警惕和不信任，但也需要进行密切的接触、保持必要的克制和耐心，而双方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所展现的外交技巧能够为那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在南海问题上，若北京能意识到航行自由受到威胁会对其自身的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再辅以美国的威慑，那么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势头便能够得到控制。

为了实现美中和平共存的局面，华盛顿需要加强美中危机管理机制并增强自身对中国的威慑能力。作为冷战对手，美国和前苏联曾为了避免偶发冲突升级为核战争采取了很多措施，双方建立了军事热线、制定了两军行动守则并签署了军控协议。在潜在冲突点已经扩展到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今天，美中之间却缺乏类似的危机管理机制。

美苏两国1972年签署的《防止海上事件协定》为避免两国海军发生误判制定了详细的行为准则，如今美中两国在每一个军事领域都有必要签署那样的一份正式而详细的协定。为避免冲突（尤其是发生在南海地区的冲突），美中两国还需要建立更多的沟通管道和沟通机制，以便让其中一方能够在相遇事件中快速知晓对方的动机。美中两国在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再继续绑架两军关系。双方的高级将领应该进行更密切的实质性接触，以便双方建立个人关系并对对方的行动有更多了解。从历史上来看，在危机沟通方面取得进展并非易事：中方也许担心危机沟通机制的存在会让美军因不必担心承担后果而在行动时变得更加无所忌惮，不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军事改革的推进，中方的忧虑将有所缓解。

一项有效的对华战略不仅要求美国降低爆发非故意冲突的风险，而且还要求美国对故意冲突的爆发形成威慑。华盛顿不应允许北京在领土争端中通过对他国进行武力威胁来制造既成事实。然而，对风险进行管控并不需要美军在该地区掌握主导地位。正如特朗普政府前防务官员柯伯吉（Elbridge Colby）所言：“即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令人惧怕的对手，在不占据军事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对其形成威慑仍然是可能的”。

若要美军成为一支在印太地区有威慑力的军队，华盛顿应该调整在军事装备方面的开支，把资金从那些昂贵的、易受攻击的作战平台（如航母）转移到更加便宜的不对称战力的打造上，用较低的成本来挫败中国人的冒险主义。这意味着我们要向北京的一些做法学习。正如中国通过相对廉价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来应对美军一样，美国应该更重视远程无人舰载机、无人潜航器、导弹潜艇以及高速攻击武器的作用。所有上述武器都能够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利益，这些武器在打击中国人认为自己必胜的自信心的同时，还能够降低发生误判的风险和爆发冲突的风险。此外，美国还应该使自己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更加多元化，在必要时用基于协议的军事介入来取代永久性驻军。这将让部分美国军事力量摆脱中国的精确打击魔咒，让他们能够保存快速处理危机的能力。而且除了应对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之外，他们还可以遂行更大范围的军事任务，包括人道主义救援、救灾和反海盗行动等。

构建对等的美中关系

与把资源集中于军力建设的前苏联不同，中国把经济视为国家竞争的主战场。颇有前瞻性的中国政府已经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不过，中国在寻求获得上述技术领域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并不希望给予西方公司对等待遇。中国已经通过产业政策、保护主义等方式构筑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市场壁垒并利用了美国市场的开放性。

这种结构性失衡已经对美中经济关系的稳定造成了侵蚀，即便两国领导人能够在近期达成贸易战停战协定，两国经济关系仍然面临很高的破裂风险。若希望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保护美国工人和创新成果，我们就需要让北京知道，只有北京愿意在国内进行经济改革，中国产品才能进入全球其他主要市场。而华盛顿自身也需要对构成美国经济优势的那些核心产业进行投资，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伙伴国家构建联合战线并在避免伤害到自身的前提下捍卫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与中国竞争的过程中，对美国取胜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是我们在国内所采取的政策。用“斯普特尼克时刻”对当下的情况进行描述也许显得过于夸张，不过政府的确需要为捍卫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科技主导地位发挥作用。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倡导修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作为一位科学家也提出了诸多基础科学研究倡议，然而如今面临强大经济竞争对手的美国却已经不再进行雄心勃勃的公共投资。华盛顿必须在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等基础科学领域大幅增加投资。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应该在各级教育领域增加拨款并翻新基础设施，我们的移民政策应有利于美国继续巩固自身的人口优势和由此带来的知识技能优势。在对中国展现更加强硬立场的同时，美国不应减少对公共领域的投资。我们正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一些人认为对公共领域的投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这是非常荒唐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是一对怪异的意识形态伙伴，他们的存在告诉我们：美国需要新的产业政策。

在稳固国内基础的同时，华盛顿还应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伙伴国家展开合作，共同为国有企业、本土创新政策以及数字贸易等WTO规则目前尚未触及的领域制定标准。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所制定的标准将通行于亚洲和欧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应该在WTO体系内部向奉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就标准制定发起一项倡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填补上述标准空缺。美国这样做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如果中国今后希望享有进入该经济体系的平等权利，那么中国就必须让自己的经济和监管框架符合我们所制定的标准。美国与各伙伴国家所构筑的经济体系将具有强大能量，中国将在其作用下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对搭便车的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并遵守各国所制定的贸易规则，要么直接面对占全球近半经济总量的各国给出的不那么优惠的贸易条件。北京当然有权利坚持“进行经济改革将变更其经济制度”的观点，可是其他国家也有权利对北京采取相应措施。在一些情况下，华盛顿有必要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中国采取对等措施，然而美国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以下观点的原因：特朗普政府挑起与盟友的贸易摩擦却没有与盟友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的做法是在浪费美国手中的牌。

中国公司在从美国的知识产权中获利，中国制定了目标明确的产业政策，中国在推进军地融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中国面前确保自己的技术优势。这就要求美国对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双向投资和贸易活动加强控制，这种控制不应是全面的，而应是有选择性的。美国应该对那些与国家安全和人权有关的技术加强控制，而与这两者无关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不应受到影响。即便这种控制是有选择性的，在实施前，美方也必须与产业界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充分的沟通，否则全球技术生态将因知识和人才流动受阻而变得碎片化。如此一来，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一项关键竞争优势——开放——将被削弱。长期以来，美国开放的经济体系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并能够把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为美国所用。此外，对技术领域的过度控制还将把其他国家推向中国的怀抱，考虑到中国已经是全球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事实，美国更应该把握好施加控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