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贸形势无疑非常严峻。实际上，我看到一些专家指出，当中美关税水平超过54%时，中美间大部分商品贸易便不具备任何利润空间，局面已无可选择空间。即便美国随后上调至104%、145%，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明显意义。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特朗普执政后曾以芬太尼为由，加征了两次10%的关税（合计20%）。中国此前均选择忍耐，但在这20%的基础上再加征34%，这使得局面已到了不可再忍受的地步，中国不得不出手应对。

随后，美国又分别上调至104%和145%，但这时候过高的关税将使得中美之间大部分正常商品贸易中断，所以这两次上调主要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实际经济影响有限。可以说，中国在面对这场并非源于我们引起，而是由美国强加的巨大外部压力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应对。

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且付出一定的代价。一些学者估计，此次关税战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与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相当，冲击力度巨大。

中国当年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危机做出了很大的政策调整。2008年中央拿出了4万亿，再叠加地方政府贷款才渡过危机。而2020年新冠危机则是利用我国的举国体制，采用类似军事动员的模式应对才渡过了危机。

现如今，美国集中以关税为手段对我国展开关税战，我们必须进行与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相类似等级的准备，认识到它的严峻性。

目前，我国对外出口约占GDP的19%，其中针对美国的出口大约为中国总出口的14.5%。但由于我国部分产品采用第三方渠道绕道出口，实际比例可能略高。而且据我了解，在上一轮关税战中大规模撤离大陆的主要是台资和美资，本土资本的外流比例相对较低。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粗略认为对美出口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0%，基于此，假设中美完全断绝贸易，那么我们就需要采取措施化解占GDP4%的对美出口减少带来的痛苦。

从常识出发，对策主要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方面是通过财政刺激扩大内需，争取内部消化。另一部分就是市场多元化，例如扩大与只有10%关税的国家展开贸易合作，进行转口贸易。同时我们还可以扩展中国商品的海外市场，之前我听说中国在东南亚、中东和拉美的贸易都做得都还不错，在外面扩展了一些市场空间。

2023年6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第三轮谈判

第三点，我认为在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可能服输之后，中美之间还是可以谈判的。在谈判中可以争取部分对美出口产品的关税豁免，例如特斯拉、苹果这类美资在中国生产后返销美国的产品。

所以，我们需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抗后，迫使对方进入谈判，毕竟打贸易战不是以对抗为目的，而是为达成谈判筹码，保留一定的出口额度。如果能谈得出结果，那么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产品返销美国的这部分出口可以得到保留，这样可以为市场多元化降低一些压力。

总体来看，针对美国集中以关税为工具对我国展开贸易战的情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但通过内部市场调整、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返销美国商品豁免等各种方法方式，虽然仍可能存在一部分不能及时消化经济损失，但整体影响将会从4%下降到2%以内，可能不会如预期的那么严重。

在战略层面，我对于整体前景依然乐观，我们正可以借此关税冲击，促使国内利益集团进行调整，加速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同时推动内循环和双循环战略的落实，让“坏事变好事”。

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由于美国对所有国家均征收10%的基础关税，这会导致其他国家对美的出口顺差相应降低，从而获取的美元数量减少，这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美元紧张。中国可以抓住这一机遇，在政治较为稳定的国家大规模发行人民币债券。

当前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存在一定需求，通过大规模发行人民币债券，不仅可吸引海外资金，还能促使持有者在中国进行消费与投资。这也有助于推动相关国家之间以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签订协议，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争取形成良好示范效应。

观察者网：本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还有一个表述引人瞩目，“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安全模式”（……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其实这些年，亚洲地区的“引爆热点”不少，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分歧非常多，域外势力干预越来越明显，此时强调“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安全模式”（尤其是后者），应如何理解其中深意？

金灿荣：我记得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在废墟中复兴的时候，就有一批人在日本的成功推动下，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说法，当时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就是其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兴盛过一段时间。

此外，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以及已故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也为这一理念做出了贡献。实际上，亚洲价值观的影响总体较为有限，经历了十几年的炒作后，随着美国在信息革命上的成功，亚洲价值观逐渐趋于沉寂。

所以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些国家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和我们会议上讨论的“亚洲价值观”完全不同。我的理解是，会议中提及的“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安全模式”局限在外交领域，是一种外交哲学、一种解决国际事务的方法论，即强调合作而非征服、主导和平等协商的外交方式。

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强调亚洲政治哲学、与西方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有明显区别。我们强调的这种理论在外交层面较容易形成共识和推广；但若扩大到国家治理层面，则可能引发内部矛盾，毕竟四小龙等经济体与中国大陆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有着不同的特点。

观察者网：我们始终表明立场，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但我们也知道现实工作并不容易，同时越来越明显的现象是经济与安全挂钩，部分国家利用一些历史分歧挑拨关系，或是制造地区政局动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手中的“工具箱”该如何充实，以稳定或解决周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金灿荣：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提出了许多关于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和战略思想，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新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将新中国发展历程划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普遍看法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正处于“强起来”的第三阶段，而这一阶段具有新的特点，那就是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过去，全球治理主要由西方主导，从理念、规则到具体的组织架构均由西方制定。随着我国进入“强起来”这个阶段，我们自然地需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包括提供全球治理理念。依我个人理解，代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举措主要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配套的三大倡议，再往下就是落实具体的区域政策，比如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政策等。

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长期任务，其内涵十分丰富，必须分阶段进行。比如需要先通过具体的区域政策（例如对周边地区的战略合作）逐步落实，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但归根结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国内发展。首先，我们必须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按照党中央的规划，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现代化，使我国在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上居于领先地位，从而形成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的发展方式也必须做出调整。发展战略不能单纯聚焦生产，对周边市场和资源形成压力，因为这很可能引发地区竞争和矛盾。因此，中国需要在保留部分具有竞争力的高端产业的同时，必须为周边国家创造部分中低端产业就业机会和合作空间，同时开拓相应市场，从而形成区域内的向心力。加强人员交流与知识共享，妥善解决矛盾和安全隐患，这样就可以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质性的支撑和抓手。

观察者网：近年来，我国正不断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尤其是对周边各国的政治和法律相关研究。会议也指出，要加强各方面协调配合，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加强能力和队伍建设，推进周边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您能介绍一下我们学界在相关领域的成果与不足吗？

金灿荣：由于我并未直接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工作，只能就此简单阐述几点看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综合国力非常强大，无论国家自己意愿如何，这种国家必然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承担这种国际责任就需要具备了解不同地区和各个国别的专门人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应运而生。

实际上，美国的情况与此类似：二战前，美国在国际关系方面较为薄弱，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欧洲；而二战后，出于与苏联竞争以及全球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才开始培养区域研究人才，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人才是在五六十年代才出现的。这基本上反映出一个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对区域国别学的需求，而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一阶段，因此亟需大量区域人才。

所以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迅速发展，其背景正是源于国家需求的增长，国家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甚至将区域国别学定义为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不少相关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院就是其中的一支。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我国的区域学研究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其核心概念和核心学术体系正在摸索与确立之中，达到成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随着周边工作会议的召开，我认为我们的区域学研究应当突出重点，特别是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在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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