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美国还会是曾经的美国吗？

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时间可能并不在欧盟一边。

乌克兰在俄乌冲突爆发两年以来，能够与俄罗斯打个棋逢对手，除了自身的意志和军事能力之外，最大的助力因素还是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这也是一些观察者在这场冲突中嗅出了“代理人战争”的原因。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统计，美国从2022年1月24日至2023年10月31日，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439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远远超过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其他西方国家。[4]

但是，美国在社会极化和撕裂、共和党和民主党为2024年总统大选进行恶性竞争的背景下，已经出现了对乌援助的疲惫现象，不少美国人质疑：在存在大量国内问题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还要源源不断地支持乌克兰？为什么欧洲人不自己承担支持乌克兰的责任？

美国总统拜登受到内政的掣肘，在兑现对乌克兰的承诺上面对难以预测的反复。2月7日，美国参议院——尤其是受到特朗普催促的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否决了现政府包括对乌克兰600亿美元援助在内的“安全援助法案”。虽然参议院8日经过再次投票，同意就法案展开讨论，但法案其后在众议院的命运依然处于未定之天，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表达了鲜明的反对态度。[5]

2月10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会“鼓励”俄罗斯对未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盟友“为所欲为”。视频截图

特朗普本人对于支持乌克兰、交恶俄罗斯毫无兴趣，他也完全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美国右翼编辑卡尔森（Tucker Calson）对话时称“战争可以在几周内结束”的第二天，[6]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的共和党总统投候选人提名竞选活动中,称“我们必须解决这场战争，我将解决这场战争”，因为支持乌克兰已经耗费了美国人“数千亿美元”。[7]不仅如此，特朗普还称曾经告诉某位欧洲的北约盟国领导人，后者如果没有兑现北约成员国的防务开支承诺，将不再得到美国的保护。[8]

特朗普的此番表态令欧盟盟国舆论一片哗然。在未来的几个月内，美国的内政发展能够阻止欧洲人的“特朗普噩梦时刻”（Trumpmare scenario）成为现实吗？

毋庸置疑，乌克兰问题，或者说特朗普一旦再度入住白宫之后美国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涉及美国内政，而是成为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或西方阵营的团结，以及欧洲未来方向的试金石。

德国能够成为领导力量吗？

事实上，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最多援助的国家，以及北约内部继美国之后的最大军备提供者。按照德国政府的统计，从2022年2月24日至2023年12月13日，德国官方向乌克兰提供的难民、军事、基础设施、重建、财政、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援助高达278亿欧元，其中军事援助为2022年20亿欧元、2023年54亿欧元，并且还对未来的军事援助做出了105亿欧元的承诺。[9]

尽管如此，德国和欧盟也十分清楚，没有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中没有胜算，欧洲各国甚至无法兑现对乌克兰的军备援助承诺。

为此，德国总理朔尔茨特地飞往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议员，展现德美团结的力量，为美国和欧洲继续支持乌克兰造势。行前，朔尔茨2月7日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文，称“我们必须要尽一切努力阻止俄罗斯获胜”，因为“如果我们不作为，我们不久将面对一个比冷战更不稳定、更有威胁性和更加不可估测的世界”。[10]朔尔茨在与拜登会谈时呼吁美国国会通过对乌援助法案，拜登也感谢德国在援乌中“从一开始就展现的领导力”。[11]

不得不说明的是，美国和德国目前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局——或者说同时陷入了两场既与国际政治、又与各自的国内政治密不可分的军事冲突：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

在美国，是否继续援助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话题，巴以冲突则暴露了美国社会内部左翼进步主义和右翼保守势力之间的“文化斗争”。在德国，虽然支持乌克兰属于社会共识，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进入德国，并且享受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提供的难民待遇，也在民间引发了疑虑和不满。

当地时间2月9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图自美联社

曾经有一位德国媒体编辑在访谈节目中，公开说出了德国民众的感受：大家不太理解的是，这些乌克兰难民虽然值得同情，但是他们难道不更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斗吗？为他们提供资助当然是必须的，但是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获得资助而有所付出吗？

在德国经济面临衰退、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局面下，德国继续加大力度援助乌克兰，就将相当一部分民众推向民粹和右翼势力，进而发展成具有撕裂社会共识潜力的话题。极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之所以在德国民调支持率中高居第二位，而且在德国东部个别联邦州的支持率甚至高居首位，很有可能在今年东部三个联邦州选举中成为引发宪政危机的因素，就与难民话题密不可分。

至于巴以冲突，或者说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恐袭之后展开的激烈报复，则是动摇了德国作为立国之本的社会共识：德国由于在历史上犯下了屠杀犹太人的恶行，所以在二战后发展出“以色列的生存是德国国家意志”的反思性叙述，进而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弃儿”演化为“正常国家”、甚至是所谓价值观的“模范国家”。但是，当下的德国如何在历史（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原则（德国现政府号称的“价值观外交”）和现实（尤其是以色列军事行动造成的大量妇孺死伤）之间维持自身叙述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面对以上远远超越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单一层面的挑战，德国能否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接过西方领袖的旗帜，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得出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