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新选举制度即将实行，新管治人才的选拔应与香港未来的发展紧密相连，同时对特区政府和立法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意味着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关系将发生一定变化。

新的立法会架构是所谓的“2-3-4”，即地区直选20席、功能组别30席、选举委员会40席，这使得许多参加地区直选的参选人都在寻求其他出路。民意并非不重要，但过去很多参选人为了拉取选票，煽动“民粹”，提出不切实际、不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政策。在选举制度改革后，这类行动的操作空间就缩小了。

过去香港政治几乎是建制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的对垒，在选举上花费大量精力。新选举制度落实后，参选者可以更加聚焦当地亟需解决的问题，着重政策讨论。中央和香港市民都希望政治人才可以办实事，而不是参与无止境的政治纷争。

“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及管治人才的定义适用于香港特区所有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并不是主要官员才需要具备这些条件。过往很多人对立法会的理解是纯粹监督政府，批评政府施政是天职，而提出建议是政府的工作。然而，根据管治人才的最新要求下，立法会议员也应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因此新要求也适用于政府和立法会。目前，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重视政策研究和政治人才的培养，香港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责任关注香港的发展。

展望未来，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将更为密切，政府应该多聆听立法会的意见，立法会也应该更体谅政府的困难。有能力的政治人才进入立法会后，针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应有更切实的关注和更大的参与空间。

香港深水埗街头的巨幅广告牌 图片来源：澎湃影像

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夏宝龙的讲话直指香港住房问题——在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香港将告别劏房、笼屋，这是首次有国家级领导人针对性地对香港民生问题提出要求。这反映出中央对香港民生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香港也应以更积极的方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事实上，今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香港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解决这个（香港住房）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去年国庆，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访劏房户居民，嘘寒问暖；今年7月1日下午，中联办领导深入社区，带领18支义工队到全港各区探访1500户基层家庭，带来中央政府的关怀和问候。可见，中央政府对香港民生、尤其是土地房屋问题的困境越来越关心和忧心。

夏宝龙在讲话中用“揪心”来形容香港的房屋问题。当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摆脱了绝对贫困言犹在耳，而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却仍有居民生活在劏房笼屋，这是民众和政府都不可接受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长远愿景，但缓解住房难题，必然应成为下届特区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务。

香港公务员管理体制问题

其实，从上述问题衍伸出来的是，恰是外界十分关注的，下一步特区政府是否会对自身制度架构进行改革以及如何改革？比如，近期香港公务员管理问题广受社会关注。

香港的公务员管理体制源自英国，1997年回归时，整个体制和人员基本上维持不变。香港公务员系统属封闭职业体系，即一般中学或大学毕业以后入职，由入职级别开始，层层晋升。以政务主任为例，除了在2001年实行过一次向外招聘高级政务主任以外，一直都是招聘大学毕业生任职，直到退休。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公务员宣誓仪式 图自新华社

但事实上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都逐渐把公务员系统改为开放职业体系，鼓励将中高层公务员职位向社会开放，增加“横向入职”，以达到广纳人才的目标。内地公职人员制度更有不少“挂职”培训，让公务员从一个系统（例如中央部委）短期派到另一个系统（如地方）锻炼，或者让学者或事业单位干部调派到其他政府部门或地方基层工作，这一方面丰富个人的工作经历，另一方面也给所在部门注入“新鲜血液”，增加外部知识和经验，可惜香港公务员并没有类似安排。

因此，目前绝大部分香港公务员都是本地土生土长或在海外留学回来后，一毕业就进入政府工作的年轻人，从而导致香港公务员视野较窄，未必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与内地公务员进行沟通，对中国国情也了解不足。

香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招聘方面，可以开放更多高级公务员职位供社会人士申请，克服封闭体系的弊端。开放适量位置给外界投考，引入专业界别精英，有助改善公务员管理文化。此外，在挑选标准方面，应该包括爱国爱港、德才兼备、具备专业能力与经验、拥有硕博士等高学历、选择有内地学习背景和工作经验的香港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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