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旅美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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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后世命运为何迥异？
罗马帝国灭亡后，确实有不少人希望复兴罗马帝国，但所有这些想重建罗马帝国的人都是旧瓶装新酒，都是只是希望借用罗马帝国的符号来建立自己的新帝国。而中国是实行帝制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但从来不是帝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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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结构的历史底蕴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
西方作为先发的现代国家，对国家结构形式的分类并不能够完整、准确界定国家的结构形式。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历史传承丰富的国家，这种纯形式的区分并不全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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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王朝为何不应称“帝国”？
中国在清代不是一个帝国，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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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从极端平均主义时期过来的，共同富裕不是要回去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好，守望相助也好，特别到出现困难、国难的时候，大家一定是出手帮助的。这就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国家和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国家的差别，其它国家可能做不到，我们可以做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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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后富者掉队，走向共同富裕是时代的要求
目前我国个税只占总税收的6.89%左右，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有力杠杆调节贫富差距。相对来讲，在很多发达国家，情况基本是倒过来的，个税占税收的大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够在国家财政当中占比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国家手头的杠杆就比较大，也就很容易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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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贫富差距在缩小，批评声音却在增大？
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所得远远低于资本所得，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并未被基尼系数所完全反映。从中国的实际看，除了个人收入或消费上的贫富差距外，居民资本所得，包括金融投资、房产所得、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的弊端等，造成的贫富差距要比一般统计数据更严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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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百年进程的历史逻辑
在中国近代史上，绝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相反，恰恰是启蒙唤醒了沉睡的工农大众，他们被动员成为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诚如毛泽东所写：“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宣传启蒙，正是动员广大工农大众，才使得中国的社会革命成为可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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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中国来了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过加入由资本主义国家创建的经济体系而实现了经济起飞，并有望在未来不远的将来，超过资本主义的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本身就令人感到惊愕。更重要的，中国有可能会对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对缓解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作出特别的贡献。[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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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深圳上海都难以完全取代香港
中国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参与资本主义体系，在一些重要领域需要一个结合点来进行衔接。我们1949年在解放完内地之后，完全有能力短时间内拿下香港，为什么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张保留香港？也是同样的原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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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
人们往往忽略了《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和两大阵营的对峙正式形成是在1955年，而发生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对亚洲战略格局的改变、对两大阵营的对峙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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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疫情中站起，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怎么办？
从现在起到2049年还有30年，未来30年既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继续，也是建国71年发展道路的逻辑延续，更是跟建党近百年的发展一脉相承。中国如果不犯战略性错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是可预期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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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是一个世界”，用这个指标看中国能找到感觉
进行国际比较时，我一般建议至少列出两个指标体系，一个是我们现在可能普遍使用的所谓国际化指标体系，这种指标体系往往是基于西方话语产生的，另一个应该是我们原创的、能够让人找到感觉的、更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或者世界的指标体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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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资本主义下，什么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美国政治上的进步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对抗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民权运动可以搞了一波又一波，但无论如何不能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美国的大资本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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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6年，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何再次成为中央全会决定？
在中国内部，虽然走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经基本成定局，但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是否能实现现代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次十九届四中全会并没有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个一蹴而就的当下目标，而是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总目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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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偏见很多，我们需要更好解释社会主义性质
到了十八大前夕，我们和张维为老师就站出来讲话，认为这个社会不能再往右走了，要重塑中央权威，重新强调意识形态，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性质，国家要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不能都扔给市场，不能按照自由派的思路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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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制”是指“资”“社”，不是央地权力分割
一些人在谈论“两制”的时候不是在谈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谈香港的自治权，谈香港与中央的分权关系。在一些人的理解中，“两制”就意味着中国有着两种不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安排。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极端反对派能够鼓动或裹挟普通市民上街游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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