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不会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允许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土地的公有化，完成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化，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贫富悬殊。”

在东方卫视1月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28期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携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带领观众一起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概念，并展望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之路。

张维为：

最近，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其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非常明确提出的目标。在这里我和大家回忆一些，当年和邓小平同志就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些谈话。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时任总理穆加贝,当时我担任翻译。穆加贝是笃信社会主义的非洲领导人，他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一种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在那次会晤中，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非常坦率地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

邓小平非常平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邓小平当时说：“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小平接着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是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当时讲完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目光环视一下当时的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这番话。然后他又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第二个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接着说，我们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些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1959年1月13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来源：人民日报

邓小平用的是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但实际上他已经大大地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放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比方说当时农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但包产到户、长期不变，这是一种新型的集体所有制。

那么对于穆加贝不太理解的外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分析。他很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他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的一部分也归社会主义所有。

为了说服穆加贝，邓小平补充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发现小平同志在谈到向外国学习的时候，他从来不只是关心“硬件”，他还非常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好的管理经验学过来。

就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我给大家做一些解释，所有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但是中国的做法和苏联的做法不完全一样。

苏联是对私人资本采用了剥夺的政策，中国采用的是赎买政策，苏联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占到当时苏联整个工业成分的99.97%，几乎是100%了，而中国到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56%，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集中资源建设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科研体系等等。

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占到当时苏联整个工业成分的99.97%。来源：valenteshop.ru

其余部分主要是集体经济，包括大量的“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成为乡镇企业崛起的主力军，引爆了中国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阶段就是邓小平时期的公有制为主，同时允许个体经济和外资发展，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大致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