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开放民主，其实并不尊重其他国家做出不同选择的权利

中国政府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对香港局势进行干预，可是我们德国社会对此并没有表达出任何敬意。德国舆论从未关注香港的历史。在德国，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香港是如何落入英国人之手的？英国是在鸦片战争中通过军事占领获得香港岛的，此后又逼迫中国的清政府签订了新界地区的租约。中国遵守了那份被迫签订的99年租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又为何愿意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并承诺50年不变？

西德“拿回”了东德，两者并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合并在一起的，东德不过是以东部一些州的身份加入了西德。德国并未起草新的宪法，而制定新宪法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德国人的愿望。我们也从未讨论过两德统一之后50年过渡期是什么样子（如果过渡期有50年的话，我们已经走过一半了）。当初东德一夜之间并入西德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吗？

如果说一个德国人希望生活在一个西方式的开放民主社会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生活在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之下的愿望。我们这些自称开放民主的西方国家，其实并不尊重其他国家做出不同选择的权利。

比如说，我们为“阿拉伯之春”进行庆祝，因为那场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那样的埃及暴君。可是在随后进行的选举中，令我们感到恐惧的是，埃及人通过民主方式选出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穆尔西做总统。德国《图片报》为自己的报道取了这样一个标题：埃及人是否已足够成熟到接受民主制度呢？

我们是支持埃及人民获得自由的，可是看起来这种自由仅限于我们所希望他们获得的那种自由。这很虚伪，而且这种虚伪不仅限于《图片报》及其读者——当通过民主方式成立的埃及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时，西方却对这一政变持欢迎的态度。

“阿拉伯之春”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未讨论过的问题：对于香港来说，除了“一国两制”，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若是在其他国家的问题上，我们马上便会脱口而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容破坏”。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或巴斯克地区、法国的科西嘉以及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独立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此外我们也不支持克里米亚人的独立公投。我们把科西嘉或巴克斯地区的独立派人士打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如果环保主义活动分子试图瘫痪伦敦希思罗机场，他们还没到达机场在半路就应该已经被逮捕了。可是在香港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所讨论不是是否应该支持黄之锋，而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以及怎样支持他。原因何在？我想唯一的解释就在于中国所施行的社会制度是我们所不接纳的。

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去迎合700万香港人，中国也不可能放弃香港这片领土。如果我们德国人希望全世界尊重我们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接受中国人有选择自己社会制度的权利呢？

出于某种原因，西方人一直以来都坚信自己有义务去“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西方人认为自己的观念是优越的，无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正如同北美印第安人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西方的民主制度。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想在德国宣传自己的理想，德国社会不会提供任何平台。相反，我们会把与德国体制相冲突的任何政治宣传视为非法。

即便大多数德国人强烈相信民主制度是所有的坏制度里面相对来说最不坏的，他们也应该永远保持警惕。铁托的离去给前南斯拉夫带来了可怕的内战甚至是种族清洗；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并没有如美国人想象的那样为伊拉克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利比亚和叙利亚是两个正在发生的例子，政权更迭也并没有让两个国家变得更好。

德国人大多对中国的历史不甚了解，他们并不明白稳定对当代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位居一战和二战之间，德国人对此一无所知，更不必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其他政治、经济或宗教叛乱和内战了，那些事件都给中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苦难。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将给中国带来严重风险，这是不应被低估或遗忘的。

如今，德国人和他们的代表大都呼吁香港能停止暴力，这一呼吁是指向双方的：他们希望香港抗议者停止暴力，他们也敦促中国能尊重1997年香港回归时与英国签订的协议。任何一个严肃的德国时事评论家都不会认为除了做出和平呼吁，德国人还能做任何其他能产生正面意义的事情。

高举美国国旗也好，向特朗普总统发出呼吁也好，发动革命谋求独立也好，这些在德国都是不会获得支持的。

（想了解冈特·舒赫先生更多观点，可阅读其其他回答：https://www.zhihu.com/people/gunter-schoech/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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