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客不得不在各种选项之间做出抉择，他们很清楚公共舆论在香港问题上的情绪将对他们未来的选举造成影响。此外，他们还知道德国国内的经济形势比任何单一事件对选举的影响都要大，房价问题、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都要比在国外推动民主进程重要得多。

那些典型的反对派政客在批评默克尔时显得更加无所顾忌，比如自由民主党领袖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此人在赴北京前曾到访香港与示威者对话，他还与黄之锋见过面。克里斯蒂安·林德纳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肩上还没有责任，他还不需要在诸多问题上做出平衡。这样的人目前关心的只是他们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在北京期间，默克尔女士用外交语言表示，当前的重点是必须停止暴力、恢复和平局面，这样的表态是四平八稳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国内，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不过她并没有主动提出会见黄之锋，这也在德国国内引发了一些批评。而黄之锋则表示，自己可以去柏林与德国政界人士见面。就在这时，在德国最具人气的小报《图片报》邀请黄之锋访问柏林。

《图片报》的这个动作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德国舆论最重要的风向标。虽然很多人都看不起《图片报》的编辑质量，可是大多数德国政客都是该报的读者，原因是德国政客们都希望通过这家媒体了解普通德国人对时事的看法。《图片报》在理解和表达德国人的内心世界时具有超凡的能力，无论这家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好是坏，它在普通德国人中间的确深受欢迎。

《图片报》的邀请给了黄之锋极大的媒体曝光度，《图片报》甚至还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阳台上举行了一场庆祝会。黄之锋在那里与德国外长和其他几位国会成员进行了简短的会面。

黄之锋与德国外长马斯（图/港媒）

这次非官方的会面是公开进行的，这也招致了中国驻德大使的批评。他指出，那些德国政客会见香港暴乱煽动者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德国外长海科·马斯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德国政界人士有权利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会见任何人。的确，德国曾款待过达赖喇嘛，还曾给予一些人政治庇护。不过中国驻德大使的话也不无道理。

德国政治家们小心谨慎地在媒体上露面以图获得支持者选票的同时，不应做出损害与中国领导人之间互信关系的事情，哪怕造成极微小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应该的。这就是外交，这是电视屏幕上不会出现的内容，也是不会向德国公众展示的内容。

黄之锋甚至还受邀在德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讲话，这是一个官方的正式场合，德国国有电视媒体在黄金时间播放了对黄之锋的专访。不过，在德国，那些媒体所播放的内容以及其中的立场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与政府没有关系。在上述场合，黄之锋要求欧盟在欧中贸易谈判期间对中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并希望欧洲停止向香港出口警用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接受在德国享有高度声誉的《明镜周刊》采访时，黄之锋坦言：

“我并不认为示威者们做得太过分。即便我不是100%赞同他们的每一个行为，不过我理解他们内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走上了街头，如果这发生在德国，德国总理恐怕已经下台三次了。这说明，仅仅靠和平示威是不够的”。

黄之锋这是在公开表示：暴力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明镜周刊》把这一点放在了访谈的标题里，不过整个报道的基调对黄之锋还是非常友好的。

德国媒体在报道香港局势时的确对两方面进行了兼顾：警方用水炮车、警棍、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来对付示威者，而示威者用铁棍、石块和汽油弹来对付警方，他们还破坏了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并点燃了路障。不过德国媒体的报道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香港警方使用了过度的暴力来对付和平示威者，而一小部分示威者也做得有些过头。

德国媒体将黄之锋等领导人称为“活动家”，这是一个带有褒义色彩的词：“活动家”们的行为也许会引发一些不满，但他们所坚持的价值观却是正义的。绿色和平组织成员或瑞典环保少女斗士桑伯格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不过他们都是带着正义的目的去做的。

德国媒体对香港示威者的行为动机是带有“敬意”的，他们把香港问题简化成了《逃犯条例》修订和“双普选”。这已经超出了大多数德国读者关心的范围。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知道香港年轻人是在“为民主权利而斗争”，这就足够了。至于香港年轻人的其他想法，德国人大多是不太关心的。

德国人不了解香港年轻人严峻的就业形势，也不了解他们在面对难以承受的房价时内心的绝望（在德国我们也有此类问题，不过就德国人的购买力来说，德国普通人的收入与房租或房价之比还没有香港那么夸张。我记得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也把“购买力”问题确立为他们的核心诉求）。德国人从未听过香港人沮丧地诉说，由于中国内地的不断崛起，香港在中国曾经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些年一路下滑。其实，考虑到（相对于中国经济迅猛增长）西方停滞的经济局面，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