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伙伴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的词汇，但这是宋辽关系的史实。在澶渊之盟后，宋和辽同意在某些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展开热烈合作。 这是一个独特的朝贡关系版本。维持这种竞争伙伴关系需要管理反复出现的危机，并不断适应新的时空条件。然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和平时代持续了近120年。而且，此举创造了一个中国早期的繁荣市场，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支持了艺术和理学的发展，中国历史学家称之为“黄金时代”。今天的问题是，中美之间是否能找到一种适应于21世纪的——能让竞争和合作同时共存的创举。

在一个结构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间的竞争刺激了物美价廉商品的问世。正如亚当·斯密告诉我们的那样，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和贸易的专业化整合，产生了一个比单边经营更大的馅饼。因此，国内或国际市场的竞争推动了创新发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除非嵌入到条约和强制执行的游戏规则中，它。也为掠夺行为、垄断勒索提供了机会。

此外，由于GDP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美国人理所当然地担心，即使展开公平的经济竞争也很难取胜。由于对方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如果对方的生产力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么其国内生产总值将与美国相当。而生产率却远不止于此，这不仅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算术级数。

在军事领域，竞争大多是零和游戏。军事关系的核心事实是，两国都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武器库。这使得任何一方对其对手的攻击都将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毋庸置疑，更大的GDP可以支持更大的国防预算，这将使两个国家行为体能够持续研发和部署新式武器，从网络武器、高超音速飞机到海陆空无人机，以及为每支军事力量提供耳目的卫星。先进的武器可以威胁对方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改变了台海和南海等战区边界的战略平衡，美国维持现状承诺的可信度也在逐年下降。双方技术领域的高级算法、5G、人工智能和基因组研究，成为GDP的关键驱动力。上述这些既为军事力量的进步提供资金，也为军事力量的进步提供动力。

一方面，双方面临的大部分挑战都在本国境内，比如努力寻找治理自身社会问题的方法。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已经成为了资本功能失调的缩略词，挑战不亚于重塑美国民主的功能性。另一方面，密切合作和伙伴关系将不仅仅产生互利互惠。如果没有中美的认真合作，任何一个国家行为体都无法确保其生存利益的确保和价值的实现。这些合作包括但不限于：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防止恐怖主义扩散; 保护生物圈; 遏制流行病; 以及管理金融危机以避免大萧条(及其政治后果)等等。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竞争中，引发战争的最常见因素是外部事件——即第三方挑衅，甚至是像萨拉热窝那样的意外事件。因此，共同预防和管理符合两国的重大利益。

鉴于地球上的每个公民都生活在同一个生物圈中，中美提出有效的环境保护方案迫在眉睫。《巴黎气候协定》迈出了一小步，并开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挑战。特朗普总统退出协议并否认气候问题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而埃博拉或猪流感等病原体得传播将是无国界的。因此，正如JFK所言，“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中美的共治对保护全球公民的健康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金融危机。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的大衰退，并引发了第二次大萧条。历史证明，只有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才能使局面得到控制。2008年，他们做到了。正如美国财政部时任部长汉克·保尔森(汉克·保尔森在那次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协调合作与美国的行动同等重要，亦或许更为重要。

在一个有利于不同国际政治体系之间和平竞争的年代里，竞争伙伴理论能否成为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起点，以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险态？竞争，实际上是激烈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残酷的事实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自杀的同时杀死另一方。那么热烈的合作式竞争在战略上将是必要的。建立一个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国际大战略，需要双方战略想象力的飞跃，这将远远超越当前的传统智慧，就像凯南在1946年脱离华盛顿共识四年后提出的冷战战略一样。对美苏关系和宋辽关系的反思可以为这一未竟的事业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原载于微信号“国关国政外交学人”，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英文原文刊于“国家利益”2019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