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英国《金融时报》7月底曾报道，担心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欧盟正在制定一项“胡萝卜加大棒”的贸易战略，包括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做法进行还击。

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顾问乔瓦娜·德梅奥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巴黎办公室主任塞莉亚·贝林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撰文，提出欧洲应该重新评估、制定统一的对美国战略，既要强调自身安全利益、维持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关注，又要在对华政策方面维持“行动自由”，以应对变化的世界与美国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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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乔瓦娜·德梅奥、西莉亚·贝林，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今年2月在慕尼黑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强调，华盛顿对北约盟友的承诺“坚如磐石”。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哈里斯赢得大选，预计她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拜登总统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美国同欧洲伙伴的密切关系。她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则在2月份宣称，俄罗斯可以对国防开支不足的北约成员国“为所欲为”。这提醒欧洲人，特朗普既不在乎北约，也不在乎美国的盟友。

11月的大选结束后，这两种关于美国对欧洲肩负义务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将主导华盛顿的政策。至于大西洋的彼岸，欧洲人正为思索其后果而抓狂，希望能找到成功应对任一种结果的神奇药方。

但是，根据美国大选结果来准备特定的应急方案是错误的做法。欧洲人必须拿出一份集体方案，准备好从明年起如何同美国打交道。如果无法形成统一战线，欧洲国家可能会相互争夺“美国最好的朋友”这一角色，或者推动单独倡议以维持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就算这意味着牺牲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益。

无论谁在2025年1月入主白宫，欧洲都需要一项考虑到全球政治、美国内政与欧美关系最新变化的战略。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承担全球责任的期许正在降低，一个混乱的多极化时代正在开启。与此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外交收缩与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政客对中国的关切似乎远多于对俄罗斯。

特朗普7月份在《彭博商业周刊》采访中透露，若当选总统将对欧洲进口产品征收10%全面关税。 视觉中国

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双重冲击令欧洲人对欧盟的实力以及主要盟友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特朗普可能赢得第二任期的前景加剧了欧洲的担忧。过去几年里，欧盟采取了一定行动来回应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建立一套处理对华关系、实现在印太地区目标的政策框架，强化经济和网络安全，以及评估欧洲的战略与国防环境。

类似地，如今欧盟是时候开始评估与美国的关系了。不管11月会发生什么，欧洲需要明确定义在欧美关系中的集体利益，确定自己需要捍卫的价值，以及管理对美国的期待。有了一项围绕数个关键议题制定的战略——包括与美国合作威慑俄罗斯和稳定中东局势，在中美竞争中捍卫欧洲的繁荣和行动自由，以及与华盛顿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等方面，欧洲可以在涉及美国的事务中发出强有力的、一致且团结的声音。为避免欧盟国家之间陷入内耗、驾驭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唯一的途径便是让欧盟就如何促进与捍卫一系列利益的问题达成一致，包括怎样以最合适的方式同美国分担责任。

前路坎坷

特朗普潜在的第二任期将对欧美关系产生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特朗普不认为美国与欧洲共享核心安全利益。相反，他认为欧洲正在利用美国来填补自身的安全，这样的观点令他不太可能维持拜登政府对乌克兰国防的大力支持。

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将试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在“24小时内”结束这场战争。为此，他很有可能牺牲乌克兰的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曾多次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主张把资源和注意力转向东亚。因此，欧洲领导人担心特朗普可能的回归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引发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外的地方进一步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

但这不仅仅是关于特朗普。华盛顿支持乌克兰战争努力的热情正在衰退，美国的武器库存日益见底，导致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初叫停了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决定，令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蒙受损失。美国公众正在施压政府改变无休止地参与海外战争的习惯，正是这种习惯导致了在阿富汗混乱且缺乏协调的撤军，还可能引发类似的、匆忙切断对乌克兰援助的决定。

皮尤研究中心7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0%的美国人“非常担心”或“极为担心”乌克兰战争可能持续好几年，42%的受访者认为这可能引发美国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即使哈里斯当选总统，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援助依然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而共和党可能赢得参议院多数议席。共和党内“美国优先”派系可能会进一步施加压力，阻止后续的对乌援助。

当地时间7月11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前往海湖庄园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 欧尔班X截图

尽管拜登政府对北约的坚定承诺在动员欧洲人对俄采取行动和促进美欧团结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华盛顿的最高优先级议题依然是中国。拜登政府中，负责处理欧洲事务与专注亚洲的高级官员人数大致平衡，但后者的规模相较前几届美国政府有所增加。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贸易、科技以及联盟议题。

此外，拜登的政策表明，在华盛顿，竞赢中国的目标优先级高于维护跨大西洋、跨太平洋的经济关系，或者是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通过推行里程碑式的产业政策（包括《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与出口管控措施，本届美国政府事实上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主张。这些立法为绿色能源科技公司在美国从事生产提供了重大的投资便利，吸引欧洲制造企业把工厂迁移到美国，破坏了欧洲发展自身绿色产业的能力。

团结很重要

随着欧洲各国首都的精英忙于应对美国大选的结果，紧张的氛围显而易见。捷克共和国等国家正在采购美国武器、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预防对欧洲失去兴趣的华盛顿将资源转移到亚洲。虽然立陶宛等其他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有限，但他们还是起草了区域战略文件，向华盛顿表明愿意协助遏制中国——并寄希望于美国相应地不会忽视他们对俄罗斯的安全担忧。一些德国评论员主张降低欧盟对美国公司投资欧洲的限制，强化美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交易性质的安排可能会符合潜在的特朗普政府的胃口。

欧洲的外交官纷纷涌向华盛顿，与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工作人员交流。这家智库宣称正在为特朗普的新任期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筹备工作与发掘人才。

欧洲外交官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安抚潜在的美国决策者，尤其是美欧联盟价值的质疑者。比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今年1月在演讲中强调，其他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之和已经超过了美国。但这些代表还想弄清楚的是，与潜在的第二届特朗普政府谈判时，哪些是可以谈的，哪些问题不可能谈判。他们希望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维持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参与。

然而，这些人未能理解的是，注重交易性质的路线只能带来暂时的收益。持久的合作建立在对战略利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如果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渴望单独与华盛顿建立双边关系，美国将永远在美欧关系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