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美、俄三大国之间，实力非对称，但不排斥观念各不相同而各有建构的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并作用于三方关系。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潜在影响，中、美、俄三者间在诸多方面的差距和鸿沟难以泯灭，但三方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补性。理想状态下，中、美、俄三方经济的广阔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能。观念与价值标准的差异，导致三方的社会政治结构各不相同，但是完全有理由和平共存，同时可以通过竞争各显千秋。

遗憾的是，21世纪以来，仅“9·11”事件后呈现一段较为短暂的反恐合作。较长时期当中，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基本面，一是中俄的趋近，两者在构建双边合作同时，背靠背互相策应以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二是间歇地出现过若干次美俄关系的“重启”，但每次都在内外影响作用下而告中止，甚至出现重大反复；三是中美关系在艰难挑战中得以较长时间维持之后，终于不幸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急速下滑。有学者认为，三方之间相互担心被另外两家之间的合作所遏制；但更为经常的现象是，这三大国又受到其余各种力量中心的扰动与牵制，以及大大小小的诸多外部力量的寻租和掣肘。这又反过来告诫人们：必须首先关注中、美、俄三大国相互关系的稳定。

第四，另一重要事实：中、美、俄三方关系经常地被理解为地缘政治的范式，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地缘政治范畴，历来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被人言说和运用得最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一范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又最容易被片面化理解。其实，这一来自西方的学术范畴的中文翻译很巧妙地表达出了地缘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即，因地理条件而缘起的政治变化。地缘政治这一知识门类侧重于描绘地理条件对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但是，又没有把地理条件的作用绝对化，而是在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中，来观察国际关系的种种复杂变化。

国际政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是指大陆与海洋的地缘政治。大陆地缘政治关注大陆各方之间的协作与稳定，而海洋地缘政治则因地理空间的阻断性，更加侧重于通过平衡对手、打进楔子进行分化而取得优势。这样的地缘政治法则，显然在中、美、俄三边互动中打下了深刻烙印。普京在经历了多次“重启—倒退”的切肤之痛后的体认是，即使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西方的打压依然不会停止。普京多次说过：“地缘政治的博弈，比意识形态的竞争还要深刻得多。”

在上述背景之下，未来的中、美、俄三边互动，会出现以下态势。

第一，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是一个较长期的学习过程。无论对于历史积累丰厚的文明古国，还是对于历史较为年轻的后起国家，也无论对于久经沙场的政治家，还是对于改换门庭、刚刚投身于政治的新手来说，当代崭新历史条件之下的中、美、俄三大国关系，都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容易把握的进程。

举例言之，根据最新披露的有关历史档案和专业学术著作的证明，当年基辛格博士在决心打破中美关系的冰封之前，曾经首先找苏联领导人探问，是否有可能美苏联手，共同打击他们眼中的“异端”——中国，当时因为苏联领导人反应太过于迟缓，使基辛格不得不放弃了美苏首先联手的这一选择，转而向中国领导人伸出橄榄枝。可见，即使是被传颂多时、精通国际政治历史的基辛格博士当年对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还是要经过“试错”，才能摸对路子，找到解决重大外交问题的真正关键。

当年尚且如此，而形势要比当年复杂得多的今天，要恰如其分地运筹中、美、俄三边关系，谈何容易。尝试以“学习过程”这一词语来描述未来三方关系的前景，是要强调：不应以三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未经深思熟虑和在复杂状况下的草率行动而应对失当，或者反应过度；更不能老是借用国际史上常见的“联合两家”夹攻“第三者”的做法，来谋取三方关系中的于己有利地位。国际关系历史上很少有总是由一方获利，而余者总是失手的先例。

1987年12月8日，美国前总统里根（右）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签署《中导条约》后交换签字笔。图自美联社

第二，尽管中、美、俄三方存在诸多分歧，但三大国势必被介入各种重大区域与全球问题的处理，因此，从中探索三方的可能合作与互动，共同为未来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做出铺垫，始终应该是三方关系刻意求进的目标。

这里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前景：其一，三方利益完全相悖，无法合作；其二，两方联手削弱第三方。比如，中方明智而坚决地拒绝参加《中导条约》谈判，避免可能的于己不利后果。中方立场得到俄方支持。但从长远看，随着中方战略武器数量、质量增加，美俄越来越担心第三方战略武器不受限制，会进一步施压拉中方参加协议。俄方军控权威专家小阿尔巴托夫最近提出，目前，俄罗斯无条件支持中国立场，同意先由美俄双边会谈；但从形势变化以后的长远看，有必要创造条件吸引中国参与《中导条约》谈判。他认为，这是对任何一方都有利的安排。值得观察在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来自美国的纠缠。其三，在未来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主动介入紧迫问题的解决。比如，朝鲜半岛问题的推进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有机会摆脱目前困境和形成谈判机制，中、美、俄作为三个核大国的特殊身份，从逻辑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来为整个半岛安全共同提供其所特有的某种保障。包括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来看，冷战时期在欧洲东西方之间实际上存在的“中立地带”（比如奥地利、芬兰），为大国间的缓和提供屏障的先例，是否可能为解决半岛事务提供借鉴。也是可以探讨的前景之一。

最近出现了一些建议，呼吁在三方力量与意愿较为近似的领域展开对话。比如，中美俄冷战当年在防疫领域开展过合作，当今能否再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Frank Rose）最近提出，中美俄三方核力量差距太大，无法谈判，但可以就太空领域寻找机会对话合作。包括兰德公司专家建议：在十年内超高音速武器还无法严重危害人类之前，仅有资格的三国——中美俄必须抓紧合作，以阻止其蔓延。另有学者提出，即使不从追求“逆转基辛格三角”的红利，而从互为邻国的角度，美俄关系的改善也势在必然。至少从这一前景，探寻中美俄三方对话合作路径，可作为中方未雨绸缪的研究领域。从一个较长时段看，中国人有能力和有责任与国际社会一起来探讨处理这些紧迫而复杂问题的可能性，为地区安全逐步地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也为中、美、俄三边关系的理性重构做出贡献。

第三，面对所谓“联俄制华” 战略以及特朗普的亲俄姿态，从普京本人、政治精英，乃至大众层面的反应来看，俄罗斯总体表现成熟慎重。这预示了在国际激变情势下，中、美、俄三方关系并非没有可能稳健推进。普京除了强调“中、美、俄之间应是一种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关系”，同时还明确说道： “当今条件下，我们应该非常珍惜中俄关系。”普京在公众场合下的这一表达，简洁明了，很有针对性和导向性。

笔者认为，这是他近10多年来一贯立场的延续。即使在俄美关系一度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乐观局面下，普京本人和俄罗斯政治家总体上依然非常坚定地维护和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这一现象表明：任何三方都有必要调整观念，以追求三方关系的和谐互动为宗旨。从长趋势来看，美俄关系的调整并非不符合国际局势总体稳定的大局。即使是从互为邻国的美国与俄罗斯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寻找机会发展合作，也将是势所必然。

第四，中、美、俄互动的四大特征：长期影响和制约各自内政外交。

中美俄之间互动的总体特征是什么？笔者认为：“能级不对称、冲突易发生、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的结构性特征，将有可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影响和制约各自的对外战略和内部发展态势。

“能级不对称”包含各个方面。经济上能级不对称，首先是指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力量总体上还是超过中俄。特别是高端技术、基础研究、产学研转化能力等方面。从中、美、俄之间每一组双边关系来看，中俄、中美之间相对地较为接近与互补，而美俄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薄弱、差距较大，贸易额仅为1%左右。中俄2018年双边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能源价格的一度提升。此外，中俄经贸关系还是没有摆脱较多依赖能源资源的结构惯性。

政治上所呈不均等的状态，并不是指中美俄之间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依然使三方各据鼎足之势；而主要是指两方面，其一，几十年来，中俄都在不断改革传统体制，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但美国自己却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也没有摆脱对中俄的政治偏见。其二，中俄主张，意识形态不妨碍双边关系，但美国主流观点是强化固有意识形态和结盟关系，以此来抗衡中俄。

安全领域来说，中俄坚持“背靠背”的睦邻友好与战略伙伴关系，地缘政治上比较接近。但俄罗斯与美国各自所依据的海陆地缘政治存在深刻的差异。从“颜色革命”、格鲁吉亚战争，一直到乌克兰危机，居住在“安全岛”环境下的美国，总体上否定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势力范围”，推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自由议程”计划；而周边地缘政治态势远较美国复杂的俄罗斯，则坚持有选择地维护在原苏联国家的传统影响力。两相对立之下，地缘政治推动美俄高度敌对。在美俄的对比之下，一半面向海洋、一半面向内陆，兼具海陆地缘政治特性是否预示着中国可以在内政外交上走一条既跟纯粹的海洋性国家不一样，同时，又和纯粹内陆大国也不一样的道路，在并不均衡的海陆地缘政治对峙中起到某种调节作用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能级不对称、冲突易发生”的含义不难理解。在“能级不对称”的前提下，虽然美国还会较长时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但其自身发展还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当美国还滥用制裁、霸凌弱者的背景下，国力相对不如美国的中俄相互接近、抱团取暖，就应该不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当然是指：在全球复杂转型和不同利益、认知的时空落差所造成的不确定形势下，矛盾与摩擦、冲突与对峙难以避免，甚至会伴随整个全球范式转型的始终。在这个阶段，中、美、俄关系也难以在短时期内获得重大突破，一劳永逸地变得太平无事。

但是，21世纪以来的国际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进程表明：事在人为，关键取决于中、美、俄三方都能否高屋建瓴、理性务实地调处全球转型带来的种种不安与焦虑，力求力量的均衡与可控。当今时代还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国际力量格局还处于一个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阶段，中国成长迅速，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无论中、美、俄三边之间，还是各组双边关系之间，合作还是大有希望。只要中、美、俄能够有效调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全球转型过程尽管矛盾百出，但其稳定持续是可以期待的。

总之，当前中、美、俄三方互动受到了举世关注。一方面，这是世界多样化发展的长远趋势所致，中、美、俄三边互动是未来国际政治的重大结构性存在。另一方面，中、美、俄三方关系缺乏专属工作框架的规范与制约，同时，兼具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因此，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俄三方关系能够通过及时沟通得到一定调整和改善，但中、美、俄之间的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若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无从得以协调和共存。

因此，对未来中、美、俄关系的高度动态性的运筹帷幄、应对变化，是一个长期学习过程。中、美、俄三大国间无论就力量与潜能，将会长期存在非对称性。要坚定相信多样化发展前景和对于经过实践证明的普遍性规范的认可这两者间的共存与兼容，最大限度地寻求新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互补和均衡。最后，中、美、俄可以通过当下的危机处理，转而一起来探索如何确保各自国内进程与区域、国际体制构建协调与和谐的机理。这将是三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权利。

冯绍雷：《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