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该杂志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在一期杂志中所撰写的总结。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帝国叙事不仅适用于俄罗斯，同样也适用于当代欧洲的政治建构。他认为，首先，“鉴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提出，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甚至像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德国），它们要么是在帝国方式之下，要么只是在欧洲共同体的形式之下（研究者似乎有意抛弃了一些案例，比如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对于东欧，似乎结论更有道理）；所以，如果坚持它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那一套，那么乌克兰注定会失败，因为欧洲共同体根本无法接纳乌克兰。”在卢基扬诺夫看来：“欧盟本身的命运，尚且在未定之天。”他引用了来自奥地利维也纳人文研究所的老朋友伊万•克拉斯采夫所说的话：“对于现代欧洲而言，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于，需要克服的并不是二战的后果，而是一战，因为它破坏了一个曾经是帝国的世界”。

其次，卢基扬诺夫认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当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按照西欧的观念来对整个欧洲进行激进的改造。俄罗斯反驳了这一企图（这里有一点简单化了，不过俄罗斯反对被纳入按照大西洋模板的‘大欧洲’，在这一方面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它自己却发现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心理情况之下。”第三，卢基扬诺夫指出，“蒂莫西·斯奈德认为欧洲国家无法克服帝国解体的创伤，只有欧洲一体化才取代了身份的丧失（或许值得回忆一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坦率地说过，欧盟是一个新类型的帝国）。这对俄罗斯很重要。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许多人正是这样看待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卢基扬诺夫又引用了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阿列克谢·米勒（Alexey Miller）的话：“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规范，是现代俄罗斯政治思想中缺乏批判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例子……苏联遗产的特点，正是在于通过制度化和采用领土划分的方式巩固了多样化种族的存在。这使得在俄罗斯构建民族国家就再也不可能了”。然后，卢基扬诺夫补充道：“回到帝国当然不可能……但是，俄罗斯也并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民族架构的基础之上。正像安德烈•捷斯利亚所说，需要对帝国现象有新的理解。”[27]

其二，什么才是对于帝国现象“新的理解”呢？卢基扬诺夫特别强调：“‘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在经历了乌克兰冲突的震荡之后，如果将它与领土收复主义、沙文主义相区别的话，就可以成为当代重新探讨帝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28]2014年3月18日，普京总统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议会演讲，可被视为出自历史和文明立场将其对外战略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例证。普京的原则起点是一个特定的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的共同体——“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这个共同体以俄罗斯为核心，以“俄-乌-白”这一东斯拉夫民族地区为基础。普京不止一次地强调俄乌关系的特殊性。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大力推动的“欧亚联盟”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在这个文化核心的基础之上。这个基本定位给俄罗斯外交，尤其是在欧亚空间内的政策，附着了浓重的文明色彩。普京关于克里米亚入俄的演讲，不仅强调了乌克兰对于作为多样化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的重要地位，也直截了当地论证了1954年克里米亚归于乌克兰是历史的错误，从而意在证明收回克里米亚的历史合理性。[29]

从文明认同的另一面来看，与“俄罗斯世界”的正面形象相对的是作为“俄罗斯世界”之阻碍的“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自2012年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始，在价值观和文化意义方面，普京表现出明显的保守转向，对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普京提出：“我们看到，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自己的根源，包括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价值观；否认伦理和一切传统认同：民族、文化、宗教、甚至是性别观念。”[30]乌克兰事件把俄罗斯官方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俄罗斯不再将西方视为一个可信的伙伴。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示意图

4. 俄罗斯：被重新发现的“多样差异性帝国”

就俄罗斯帝国的研究本身而言，21世纪后一个重要的学术变化，乃是西方的当代权威历史学家（也包括俄罗斯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呼吁要对俄罗斯帝国历史进行重新认识。被称为当今西方学界唯一预测到苏联解体、《剑桥俄国史》主编、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在2000年写下《帝国》这部与西方传统对俄认知有明显区别的重要著作。[31]他在此书序言中态度鲜明地表示，在广泛地阅读西方出版的有关俄帝国的历史学著作后，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希望从俄罗斯自身的视角来从事和写作帝国历史。大多数从事帝国研究的历史学家执着地将俄罗斯排除在本领域之外。对他们来说，俄罗斯问题就像是由一群凶猛而略显怪异的学术看门狗在严加巡逻的一片荒芜神秘的沼泽地。包括1991年以前、苏联时期在内的帝国研究，不仅是在智力供应方面令人感到气馁，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令人生疑的。”[32]

无独有偶，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南希·霍尔曼2017年出版了《俄罗斯帝国 1450-1801》，与传统西方史学界侧重于批判性地描述俄帝国历史的著作有所不同。南希•霍尔曼提出：首先，俄罗斯在最低限度上确定中央控制的手段，允许驯顺的人民保持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精英、法律和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具有多样差异性的帝国”。其次，通过缴纳赋税，节省地方政府支出，保障社会稳定，建立了一个“便宜的帝国”。再次，俄罗斯是一个专制和多民族的帝国，但彼得大帝提倡学习西方，创造了欧洲化的高水平文化。南希•霍尔曼强调，当新兴国家（如法国和其他帝国）正在与疆域之内不同的语言和法律体系进行斗争的时候，俄帝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能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33]可见，在霍尔曼笔下，俄罗斯是一个与西方并不一样的“大一统的帝国”。

多米尼克•列文、南希•霍尔曼及其他学者对于西方学界的俄帝国研究现状所提出的批评（这里还不包括俄罗斯自身的大量反思性历史文献），以及他们提出关于重新认识俄罗斯帝国历史的见解，显然为全面理解俄罗斯国际角色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一，帝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观念，实际上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褒贬参半的一种治理建构模式。其二，俄罗斯帝国与其他东西方的帝国相比，都有过扩张、压迫、杀戮的黑暗历史（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对俄罗斯帝国现象的深刻批判），但同时也提供了多民族、多文明的治理经验。俄罗斯与一般的帝国在多大程度上有其相异或相近之处，这是一个值得花大工夫探讨的问题。

另外，在当前的辩论中，俄罗斯学界甚至进一步提出，俄罗斯既非帝国、也非民族国家，而是居于中间状态的这样一种新身份。2016年底，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组织的一场讨论中，俄罗斯学者提出：“（俄罗斯）它肯定不是一个帝国，这种状态已过时。它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俄罗斯当前现实之下，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缺乏政治参与是其中问题之一……俄罗斯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因为这种国家体制意味着拥有高度自治的区域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因此，“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存在着‘文明’一词”[34]，而俄罗斯正是处于这个“之间”的一种文明状态。

总之，随着国际环境和俄罗斯本身的变化，无论就冷战胜负、地区或全球角色、东西方之间定位、还是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区分等方面而言，未必能够生搬硬套地把一些尚存争议的定义，或者虽然非常流行、但本身意义还需界定的范畴，就用来简单地界定俄罗斯的国际身份。比如，对于一场大体以和平方式而告终、历史与现实内涵极其复杂的宏大国际竞争来说，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冷战胜负者”的划分，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地区与全球角色的等级划分，有助于衡量国力的大小，但是在当今复杂的情势之下，很难机械地断定一国在千变万化的国际情势中的实际影响力。至于是民族国家还是帝国的身份认同，前者有利于以平等身份栖身于现代国际共同体，而后者则仰仗传统纽带和威望维持与拓展影响力。对于俄罗斯而言，既无法彻底“告别帝国”，也难以像一般欧洲国家那样认同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俄裔青年学者齐甘科夫深刻地指出，身份认同问题对俄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影响在于，比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直接抨击，对于俄罗斯国际身份难以掩饰的藐视，是直接导致具有丰厚历史和治理积累的俄罗斯与西方走向分裂的动因。[35]西方对俄身份认同的认知错位，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奋起反击，以历史与文化认同为武器，包括追溯帝国治理的效用和借助历史文明共同体的影响，大大加强其国际抱负合法性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