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专家相兰欣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及当时正处于转型中的俄罗斯外交主体的属性问题，明确提出：“既然俄帝国由于苏联的解体已正式结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欲重振帝国旧梦是不现实的。当然，从过去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转型确实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俄外交从帝国式走向大国——民族国家式的转型已大致完成……”[21]然而，人们发现，即使苏联解体，俄罗斯精英仍念念不忘地从“帝国”范式获取借鉴。尤其是，当俄罗斯推行欧美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时，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迫切希望加入北约与欧盟的政治选择，严重削弱了俄罗斯与原苏联国家的传统联系，深刻影响地区稳定；二是俄罗斯联邦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本身也面临着分离主义的严重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凡希望脱离俄罗斯，或者希望从联邦中央获得更多权益的联邦主体，都曾经以“民族国家”范式作为与联邦中央进行博弈的工具。特别是在21世纪地区危机接连爆发的情况下，从帝国治理模式中寻找借鉴，已成为俄罗斯精英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五周年之际，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研究刊物《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曾经专门组织了一场重要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俄罗斯学者与国际学者一方面尖锐地批评欧洲同行在20世纪中叶摧毁了自身的帝国模式之后，并没能真正成为民族国家，但是又快速转入“一体化”进程，并在冷战终结后的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走向顶峰；然而，又在这样短暂的“一体化”高潮之后迅速坠入内部动荡。这场讨论对此提供了新的诠释，认为这一曲折变化的实质在于：人为地、主观臆断地构建了过去的“帝国”、现代的“民族国家”、面向未来的“一体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也导致了欧盟地区国家今天的混乱局面。这场讨论在另一方面又提出：既不愿意、也无法加入欧洲“一体化”的俄罗斯，虽不能重回帝国，但也成不了欧洲式宪政与市民社会传统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于是就需要在当代条件下对帝国遗产提出重新解释，以求运用传统治理机制的积累来摆脱“国家建构”和地区冲突的困境。[22]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讨论不仅把国家内部构建与对外关系相互联系起来，而且关注从历史经纬的视野，来评判当代国际政治的进程。相比较于把“帝国”“民族国家”“一体化”这些概念的简单搬用、就事论事，或者停留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做法，这场讨论的语境似乎更接近于当代国际事务多元化进程中的复杂现实。

乌克兰危机 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2. 危机深化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人们对于习以为常的通用观念的反思，首先是从以下这一问题开始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范式是否带来了后苏联地区的局势稳定呢？看来，事实比任何理论假设都要来得更为残酷。艾瑞卡·哈里斯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两个尚在构建中的后共产主义民族国家（post-communist nationalizing states）之间的冲突，往往被太多地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加以诠释，而实际上应该转向揭示民族主义和种族因素在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艾瑞卡·哈里斯的观点是，一方面，历史记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玩弄了，历史形成的社会分裂被投射至当代冲突。例如，早已被揭露和批判的乌克兰西部地区曾对纳粹势力的依附，现在却被描绘成对俄罗斯的抗拒；战争时代“为独立而战的战士们”，被描述成苏联时期一直在牺牲和遭受逮捕的民族发展历史叙事的主角。而另一方面，在后共产主义的背景下，语言认同成为种族的代表，并越来越被政治化。在各不相让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语言认同被利用、被扭曲、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政治立场。按照艾瑞卡·哈里斯的理解，当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基本上是一个互动过程，其中的每一方都要通过对方才能对自己进行重新梳理和民族国家定位。当乌克兰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内努力寻得解脱的时候，俄罗斯则致力于重新构建传统的叙事关系。艾瑞卡·哈里斯在这里讨论的争议性历史记忆的民族主义诠释（包括政治化的种族、被大肆宣扬的语言差异等），被证明的确是在冲突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这场冲突是一场“角色的战争”，因为种族、语言、传统这些要素促使各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重新确定着各自的身份，而这足以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升级。[23]

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不仅不合用于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尤其不合用于危机中的俄罗斯：其一，历史上的俄罗斯虽然努力学习西方，但并不存在西欧式的市民社会基础，而是有着宏大帝国的传统；其二，20世纪70年处于对抗性条件之下的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阶段，更是远离民族国家建构的范式；其三，在当代条件下，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说，也很难简单地模仿欧美式的民族国家建构，反倒是有可能更多接受来自帝国辉煌拓展时期的遗产，来加强作为一个大国建设的体制上和思想精神上的基础。

总之，危机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一度被认为是冷战终结后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化的“正常化”的路径，现在却成为欧亚地区危机深化的缘由。

3. 帝国虽已离去，民族国家则姗姗来迟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出现了两种显著的回归传统的趋向。其一，2018年，也即乌克兰危机发生近五年之际，《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这份重要刊物发表了两篇站在帝国研究立场上来观察这场危机后果的文章。一是“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大叙事的转型”，作者安德烈·捷斯利亚这样写道，“为了回答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有必要先搞清楚：乌克兰历史叙事的两种基本模式。”乌克兰历史叙事的“‘短’模式见之于1810年代末至1820年代初问世的《俄国人的历史》和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的著述，后者将乌克兰的历史追溯到16世纪，并在很大程度上与哥萨克的历史联系起来。另一个古老的版本，则可以追溯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1834-1908）及其学生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1866-1934）的时代，这一版本中的‘标准’与俄罗斯历史‘通常’的模式相矛盾。”[24]捷斯利亚的观点是，第一种“短”模式的特点，虽缺乏历史深度，但它与俄罗斯的历史叙事模式很少冲突。该模式中的乌克兰历史似乎就只是编年体历史，聚焦于最近几百年的事件，且也主要集中在第聂伯河流域地区。这一模式提供了宗教与民族认同的相互联系，因为它把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描述成为国家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并将其解释为一种为信仰而战的“宗教战争”。这一模式并没有让乌克兰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与原有的大俄罗斯叙事相抗衡。而莫斯科国君强调的正是历史和信仰的统一。另外一种“短”模式，却强调希腊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信仰差异，特别是在加利西亚等地区。这就与一系列有关俄罗斯“统一性”的概念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长”模式解决了一些问题，其所保障的是乌克兰叙事中的民族主义运动偏好，“哥萨克”的故事在这一历史叙事框架中就成了乌克兰民族复兴的基础，基辅罗斯的历史按照构建乌克兰“黄金时代”的要求被塑造成“回归历史的时刻”。换句话说，只需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将所有现成的象征物一一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因此，捷斯利亚总结道：乌克兰历史中的“短时段”和“长时段”模式，是对于帝国历史框架很不一样的两种立场。前一种立场允许无痛“包容”，而另一种立场则正好相反，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叙事加以坚决反对。

2014年，乌克兰最大的列宁像被激进分子推倒。图自AP

面对历史叙事中的鲜明对立，捷斯利亚颇为伤感地提出：“作为俄罗斯的自我书写和自我理解，是否需要和不可避免地把描述乌克兰的叙事作为前提？俄罗斯能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背景下进行思考？鉴于上述历史回顾，帝国框架并不认为乌克兰是必需的组成部分。此外，帝国结构本质上是动态的，没有任何领土或民族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帝国是存在于谱系移动之中的）。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两种版本中，俄罗斯并不是作为实体要素，而是作为‘敌人’存在的。乌克兰历史叙事是将俄罗斯作为敌人来构建自己的国家整体叙事的。”[25]捷斯利亚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身份问题方面的表现则不同，它有能力彻底重建帝国的叙事，提供一个不同版本的帝国历史，它来自于现实逻辑，而不是过去某一历史共同体的逻辑……有必要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分离出某种关于俄罗斯的、有独特逻辑的叙事。”[26]看来，经过危机后多年的折腾，一部分俄罗斯精英已没有太多耐心与乌克兰在传统的同一叙事框架下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