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多次说过，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反导条约，这是新世纪以来的美俄关系恶化的源头。以前还用对付伊朗作为掩饰，现在美国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反导部署，则毫不含糊地坚决加以推进。2018年底，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条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在莫斯科时，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中国。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特别是用于防卫“新欧洲”国家，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慑。在2017年，慕尼黑安全峰会讲话十周年之际，俄罗斯专家们告诉我：看来，普京警告富于远见。

关键在于，即使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也并没有能避免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比起意识形态，来得更为深刻”——我曾几次听到普京这样总结他的心得。

探索危机中，同期发生的外交压力拉近了中俄距离

中俄关系在上世纪末以来的发展并非偶然。1989年中苏关系的恢复，首先来自于双方对冷战期间交恶历史相当深刻的反思。同时，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愿望，导致了19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当时双方确认互不对抗，互不以意识形态立场处理双边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了四十年的协商，中俄在新世纪初，彻底解决了两国政治边界问题，使两国从此能专心于国内建设。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为中俄在周边地区的合作稳定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我当时参加过不少西方国家组织的国际会议，对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给予相当不错的正面评价。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俄两大国的举手投足，不可能不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世纪之交的科索沃危机，对俄罗斯来说，是美俄关系从冷战终结和解后急转直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刻骨铭心。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有在这场危机期间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的切肤之痛。相似的同期压力拉近了中俄的距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俄联手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同一年，连曾将冷战结束视为“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体认到90年代转型的艰难，提出了加强国家建构是保证成功转型的关键的观点。值得关注的是，福山的观点只不过印证了正同步推进的中俄加强国家建构的实践。

2008年8月8日晚上，一方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了世界舆论。而恰恰在同一天当晚，发生了格鲁吉亚战争。虽然，这两件事几乎毫不相干，但西方媒体立场大有偏颇，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刚当即就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表明“中俄威权主义轴心已经形成”。

2008年8月8日晚上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了世界舆论

此后若干年，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竞争，进一步逐渐转入地区。东亚有朝核危机、东南亚有南海纠纷，欧亚地区是格鲁吉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中东则有叙利亚战争。连绵不断的地区冲突的背后是什么？文明。尽管不同意亨廷顿“文明冲突”将是世界的主旋律，但从这十多年的进程来看，地区冲突至少经由文明背景的一系列较量而激化。作为非西方文明大国的中俄的求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高速增长中的中国，因能源价格提升而出现的“黄金十年”的俄罗斯，与面临危机挑战的欧美之间，仍然在探索和构建新型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上合组织的深化、金砖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治理平台由G7向G20转换。随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克里米亚危机，表明大国间博弈进入一个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文明较量的新阶段。中国外交部表示：乌克兰危机源自于复杂的“历史经纬”。在处理大国间错综关系的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趋于成熟与稳健。

特朗普现象背后的西方文明观念的自我冲撞

现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碰到了“特朗普现象”,不能仅以个性问题来解释特朗普的作为。强调“美国第一”有其现实基础。特朗普旨在调整对俄关系，也并非没有道理。更为深刻的背景则犹如美国艺术史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赞所言，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中的一些关键性的西方观念，现在正出现自我碰撞。居民的流动和迁徙曾是美国移民国家的治国之道，但现在难民迁徙成了灾难；民主选举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创造，但接连不断的民粹政治家执政，正在引起忧虑；言论开放和以事实为根据，本来是西方文明的精粹，现在网络上言无不尽，但伴随着大量假新闻产生，真相难觅。

这些都对中美俄三边关系带来了挑战，但是也有着机遇。从长远看，抵制建制派过度意识形态的炒作，给人带来启示；从多边主义立场的大规模撤离，带来混乱，但也腾挪出调整的空间；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要价，底线清晰；包括在若干地区的合作姿态，并非不是建立稳定合作的机遇。

中美俄关系的当下和未来的走向

2018年，是中美俄三方关系演变进程中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2018年的关键转变：美以中俄为主要对手、普京再任，十九大召开

这是美国官方文件把中俄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后的第一年，是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的谋篇布局的第一年。这三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标志着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带有过渡性，国际发展机遇期依然存在。但是，被美国视为主要对手后，中美之间抗争程度与频率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提升。这也是一个自19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中美关系大体上以“非敌非友”的定位发展以来，我们第一次触碰的实质性的重大战略变化。

世界近代历史的多样化轨迹，显示中俄和平共处的深厚渊源

在三边关系里的中俄合作，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回顾有关地区近代史发展，学界至少认为有三种模式。主流的观点以欧洲为中心，欧洲的发展带动了全世界。第二种看法，存在着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朝贡体制”。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辐射，使得周边地区地区维持了长期的稳定。

而若干年来专攻欧亚地区的“内亚学派”的兴起，则强调在欧洲和东亚之外还有一个轴心：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扩张所造成大陆枢纽部位的政治格局，及大陆东西两侧激发起的后续政治变迁。1689年，作为蒙元帝国的两个主要后继者，清朝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签定的《尼布楚条约》，不仅是中俄双边关系上第一个平等条约，至少确保了在19世纪后期沙俄大规模地向中国进行扩张之前，近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开创了一段既不同于东亚地区原有传统，也不同于西欧民族国家体系的新的国际局面：这两个帝国都是中央集权制度，但这两个专制政权不同程度上学习和吸收西方，彼得大帝大规模模仿西方体制，而康熙对于西方文化的关注也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