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从变现上看，相对于更多参与者分润的实体专辑，数字专辑是发行商直接对接渠道，低客单价、高毛利率，走薄利多销路线，更利于创作者本身。在CD时代，发唱片其实也是艺人的成本，需要靠后面的走秀、商演、演唱会才能回收价值，而数字专辑的化繁为简，正可替阿黛尔这类不喜欢演出的歌手减负[12]。

Spotify是流媒体付费订阅的领头羊

就在2011年，国际唱片业协会还称中国数字音乐99%都是盗版，十年之后，中国已是全球第6大的音乐市场。音乐产业媒体MBW统计，去年环球、索尼、华纳三大集团每小时收入260万美元，每天收入6330万美元[13]，这一数字既得益于营收占比65%的流媒体，也得益于正版化率96%的中国市场——真金白银往里砸钱的饭圈少女。

《见字如面》曾经读过李宗盛的一封信，他感叹音乐产业沦为粉丝经济的下游，并谴责一些同行利欲熏心地迎合受众，投喂消费者垃圾。对此，有从业者认为，李宗盛的道理对，但它不能在今天当饭吃。唱片业与消费者的关系，如今已经完全倒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音乐不“寄人篱下”便很难活下来。

李宗盛《听音乐的人，你喂他猪食，他就变成猪》

但即便如此，也很难讲二三十年前是流行音乐最好的年代，而现在是流行音乐最坏的年代。音乐产业当下的混乱，是洗牌过程的必然。拿精英主义的硕果比对草根主义的探索，当然会得出“今不如昔”的武断结论。何况辩证地看，今天的乐坛也并非一无是处：

一、歌曲制作上，以前的音乐人依赖唱片公司的资源，今天则更加独立。

超载乐队主唱高旗说，在90年代，全国能出专辑的乐队就几个，进棚录一张专辑得排很长时间。但在今天，“一套Pro Tools软件就是一间录音室，一个MP3解码器就是一座唱片压制厂，一个种子搜索引擎就是一个发行网络”，当一台笔记本足以包办一切，比莉·艾利什这种“卧室歌手”才能应运而生。

二、音乐获取上，用户可以最快速度获取音乐，最大限度消费音乐。

在网络时代之前，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很难听到披头士、齐柏林飞艇或是平克·弗洛伊德。出生在山西大同天镇县的张亚东回忆，少年时为了买一张罗大佑的专辑，需要站7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北京的外文书店[9]。但在流量下沉的5G时代，算法营销解决了这一切。

三、艺人选拔上，草根素人迎来春天，原创舞台会呈现多样化的声音。

过去唱片公司选人，有原则却也容易固化，形成局限性。比如唱《用心良苦》的张宇，就曾在专辑《温故知新》中吐槽过将其拒之门外的滚石——“学小孩子般的从这一格跳到另外那一格，却怎么也跳不进挂着‘滚石’二字的大门。”而在今天，出人头地的路径变得多元，实力唱作人不必再大器晚成，屈居幕后。

当然，产业格局重塑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

首先是网红歌速红速朽，内容同质，80年代“搭售”是酒里兑水，算法时代“倒模”是水里兑酒，整个行业没有参考就不会写歌，没有套路就找不到调，也难怪抖音热榜多被越南歌占据。

其次是当曝光渠道局限在综艺与短视频，音乐人也得适应新场域，郑钧上综艺涨了一批粉，有留言说“钧哥，你的歌写得太牛了”，这让他略有伤感——“我都牛了好几十年了，你才发现？”

而在网易云音乐几年前的《中国独立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中，不少音乐人认为颜值不够是影响作品推介的主要因素[14]。

最后是人才选拔与评价体系的崩坏，如今衡量音乐好坏只剩下数据，奖项也不再具有风向标的作用，艺人成名路径虽多，但核心似乎也不再是实力，而变成了人气与话题性。崔健说国外有格莱美，有Billboard榜单，有MTV奖，奖励机制一直很完善，促进了音乐工业的良性竞争。

著名的《滚石500》榜单

而在欧美日韩，则是与之相对的另一番图景：音乐市场付费渗透率高——Spotify的50%远大于腾讯音乐的10%；工业体系成熟健全，传统唱片业影响力尚在；《NME》《滚石》《Pitchfork》《Slant》《Spin》等权威乐评机构与专业奖项仍参与专辑的经典化；这是国外仍然能出泰勒·斯威夫特、贾斯汀·比伯等新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