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剧变：天作孽与自作孽

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全都散落在街边。

——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2021年11月，电影《梅艳芳》的路演现场发生了一件糗事。

在活动现场，《中国好声音》第十季的冠军伍珂玥为了表达对梅艳芳的崇敬，拿出了自幼收藏的盗版CD，主演之一的杨千嬅看到后当场变了脸。这个令人尴尬的细节，是歌坛后浪的无心之失，却足以令杨千嬅这代从业者感到锥心之痛。

盗版正是音乐产业由盛转衰的祸首。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的《全球音乐行业报告2022》显示：去年全球音乐产业259亿美元的总收入，刚刚超过1999年241亿美元的历史巅峰值，各种形式的盗版，造成了当中“失去的二十年”。

在剧变之中，唱片业的龙头由五大（90年代初的华纳、宝丽金、百代、索尼、BMG）变四大（90年代末的环球、华纳、索尼、百代），再变三大（2011年后的环球、华纳、索尼)，波折可见一斑。

让我们站在更长的历史维度，对流行音乐商业史做个简易断代：

1.0时代（1950-1980）

唱片介质：实体音乐

音乐风格：摇滚乐

商业卖点：卖专辑

生产原则：匠人精神

受益方：制作方

2.0时代（1981-2014）

唱片介质：数字音乐

音乐风格：流行音乐

商业卖点：卖金曲

生产原则：工业流水线

受益方：制作方/盗版方/科技公司

3.0时代（2015-）

唱片介质：云音乐

音乐风格：电子音乐

商业卖点：卖版权

生产原则：数据算法

受益方：版权方

《音乐是如何变成免费午餐的》一书，讲述了“数字下载”这项新技术如何转瞬搞垮了一个世界性的产业。作者斯蒂芬·维特坦言，从21世纪开始后，他没有为购买音乐花过一分钱，因为MP3早已塞满了同代人的硬盘。

仿佛60年代的毒品实验，整整一代人都深谙音乐盗版是法不责众。

对Y世代来说，“下盗版”不仅是获取音乐的方式，也是一种互联网亚文化。在纳普斯特（Napster）与比特流（BitTorrent）缔造的盗版盛世中，存在一条清晰规范的产业链路：上游从光盘制造、运输、销售等实体环节偷出唱片；中游由“软破社区”（The Scene）压制格式，上传私人服务器；下游流入海盗湾、LimeWire和Kazaa等公开网络。

海盗湾联合创始人Tobias Andersson

软破小组RNS是软破社区中最著名的一个，对痞子阿姆的专辑《阿姆秀》，RNS在正式发行日期的25天前就完成翻录。在RNS小组的全盛时代，上到唱片巨头，小到独立厂牌，全都被其渗透。2006年，RNS泄露了4000多张唱片，NFO文件记录的名字，可以直接拿来当格莱美的邀请嘉宾名单[7]。

技术极客做盗版的初衷是对抗资本，不是为了逐利，因此软破社区内部纪律严格，对MP3编码、发布、防泄露的“盗版法典”长达5000字，发布标准的委员会甚至封自己是“另一个美国唱片工业协会”，颇有牛群、冯巩相声《小偷公司》里“小偷计划生育”与“贼窝防盗工作”的风范。

但理想终究不敌人性，这种带有“文化乌托邦”色彩的混沌守序，还是被后加入者的见钱眼开打破。一盘CD从被偷出、被压制、被泄露再到被下载，最快只要48小时[7]。

值得一提的是，在盗版MP3刚出现的阶段，反而刺激了唱片销量，这是由于缺少足够好的便携式播放设备——你不可能拖着台式机到处走。1998年由世韩（Saehan）推出的第一款MP3播放器MPMan，售价600美元，只能储存5首歌。

初代iPod能装1000首歌

但如果技术进步到把硬件做得跟饼干一样小，内存超级大，且不分场景实现收听，一切就都不一样了。2001年10月，iPod一经问世迅速火爆，成为消费电子领域划时代的产品，苹果股价上涨7倍。次年，唱片销量进入下跌曲线。

音乐巨头当时没有坐以待毙，却赢错了官司——禁了作为资源提供者的纳普斯特，却对帝盟（Diamond）随身听的合法性束手无策。原因很简单：科技本身并不能被起诉。虽然乔布斯主推音乐文件往AAC格式转变，但iPod始终兼容MP3格式，书中有一个比喻：如果把音乐盗版看成毒品制造，苹果就如同发明了毒品蒸馏器[7]。

音乐产业研究者蔡哲轩指出，当耗费了巨大成本做出的唱片，最后却因免费下载而收不到钱，产业只能更加丢卒保车，创作者生态愈发马太效应——“周王陶林都在2000年前后拿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继而稳居头部，这是他们的运气。之后产业生态全变了，你再有才华，唱片公司也没那么多钱投资新人。”

郑钧对盗版的批判

长期盗版使得唱片业元气大伤，缺少足够的资本扩大再生产。具体到华语音乐，原本有“新马制作，台湾秀场，内地接盘”的成熟经验，却因利益返回链条的截断，大规模投资、专业化分工和大众化消费皆成泡影。音乐成了当时的“特困行业”，太合麦田CEO宋柯甚至在2012年转行卖烤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