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迷思：重整河山待后生

一年过了又是新的一年，

每一年都曾经是新的一年。

——罗大佑《现象七十二变》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早在80年代就分析过音乐盗版，最后给出一个看上去不用高等经济学也能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的成功需要法律的强势介入，如果遏制盗版的政治意愿不存在，正版市场就永远形同虚设。

2015年7月，国家版权局发布“最严版权令”，中国的网络音乐服务商一共下架了220万首未经授权的作品，这是国内音乐市场正规化的开始。而在行业内部，反攻号角在2014年末也相继吹响，国内外的领军者分别是周杰伦与泰勒·斯威夫特。

周董的创举，是《哎呦，不错哦》于2014年12月上线QQ音乐，成为华语音乐首张数字专辑，为正版付费开创新模式；“霉霉”的底牌，则是在2014年11月，因对Spotify的免费服务不满，从全球最大的音乐流媒体撤下了自己包括新专辑《1989》在内的所有作品。

“霉霉”《1989》专辑封面与宣传照

拒绝让《1989》登陆Apple Music时，“霉霉”在公开信中抨击了“苹果在三个月的试用期不向音乐人付款”的决定，她的举动最终引发了行业的集体抗议，流媒体与艺术家开始在美国国会对簿公堂，不断商议新的版税分成，而在此之前，一个在 Spotify有几百万次播放量的艺人只能收到几百美元[7]。

音乐人在14年末15年初的收复失地，也有几路“援军”配合：一是FBI与国际刑警组织打掉了“软破社区”的产业链，抓获了始作俑者，物理上消除了盗版源头；二是智能手机的应用，从07年的iPhone到10年的iPhone4，iPod销量一路下滑，最终禅让于同门[10]；三是网络带宽的进步，流量不再抵万金，在线听歌取代了下载。

唱片业在MP3发明后丢失的战线，终于在数字音乐正版化的阶段找了回来，此前人们听歌是为设备花钱，彼时才转入为内容付费的正轨。而巨头们重振旗鼓的思路，也从卖音乐变成了卖版权——得版权者得市场，独家版权才更香。国内平台为构筑这道的竞争壁垒，不少非一线歌手的授权费都炒到了千万级别。

版权生意是个黑箱，而对它的争抢实则“古已有之”：周杰伦07年成立杰威尔，第一件事就是向老东家赎回此前专辑的版权；福布斯的《2021收入最高已故名人榜》，前13人中9个是玩音乐的；鲍勃·迪伦诺奖封神后，词曲版权卖环球，录音版权卖索尼，都是天文数字。

当然，生财最有道者，还是迈克尔·杰克逊。1985年，MJ以4700万美元的天价从ATV版权管理公司手中买下了披头士乐队大部分音乐的词曲版权，接下来的二十五年，披头士乐队的词曲库增值了20多倍，数字3倍于美国股市投资回报率。MJ于2009年去世时，旗下披头士乐队词曲库市值超过了10亿美元[7]。

在音乐行业，唱片录制与版权管理是并行存在的两块业务，只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由于全球化与互联网，二者关系戏剧性地发生逆转。这里最合适的比喻，是《一代宗师》的面子和里子——卖唱片是音乐行业的面子，卖版权是它的里子，当里子亲自下场摆事儿，说明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早已独木难支。

虾米在去年2月停服后，创始人王皓被援引最多的观点就是：以前的唱片公司制作音乐才能赚钱，现在只要攥着版权，满世界采购音乐就能钱生钱[11]。作为国内最重视信息收集、流派整理与UI审美的音乐App，虾米在“烧钱拉锯”中的退场令人扼腕，但在商言商，版权是“欠缴的学费”而非“资本原罪”。

QQ音乐、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的流派对比，虾米最精细

过去音乐行业的低谷，既是没有完善的版权保护体系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又在于流量平台攫取了巨额利润却又不想为创作源头补血。所以说，饿了十几年的唱片业利用手中经典老歌版权回血，是补缺口，而非躺赢，即便扳回一城，也改变不了竞争格局的重塑。

音乐行业复兴的本质，是终于从网络平台身上拿回了自己的钱。在CD销量最惨淡的年月，几大巨头曾给下载盗版的单亲妈妈发传票，后被证明是个昏招。唱片业最应该做的就是像现在这样——谁因音乐获益，谁就向我付费。

市场繁荣是出巨星的前提，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如此。在周杰伦出道的世纪之交，热门专辑仅在台湾市场就可以卖出百万张销量，当年歌坛流行过一句话，“词曲作者靠着最红的那首歌，一定可以买辆宝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