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洋为中用

1977年10月22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在中南海给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领导放了一部介绍日本钢铁厂的短片，荧幕里的工厂环境整洁、技术先进、规模宏大。这让这些见惯了中国傻大黑粗钢铁厂的领导们感到震撼，如果不是叶志强刚刚从日本回来，恐怕没人会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日本是个连石灰都要进口的岛国，十几年前钢铁产量和中国相差无几，钢产量高达1.2亿吨是中国的五倍。当时中国每年要进口四五百万吨钢铁，花费巨额外汇，中央领导们的心弦被拨动了。中国政府向递片子的日本“钢铁帝王”稻山嘉宽发出邀请，以技术合作的方式建设一个年产六百万吨的钢铁基地。

经过专家们的层层筛选，上海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工业基础将这个项目揽入怀中。工厂后来以落地的宝山为名，取名宝钢。当时对项目的资金规划高达300亿，而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800亿，中央对宝钢项目的关心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当时有对厂址的质疑，认为工厂会滑倒长江里去，副总理谷牧对此亲自过问。

当时中国正处于换挡加速的重要关口，宝钢项目落地的消息已经足够振奋人心，而承揽项目的是中国工业旗帜的上海，意义更加重大。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承受了不少内外部压力，因为把宝钢建设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会对改革开放起到号角作用。

日本为避免重蹈向韩国出口技术培养竞争对手的覆辙，并不准备向宝钢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但没想到的是中国专家们眼界和谈判水平都是世界级的，一边谈判一边向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发询价书，逼迫日本方面给出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廉价的合同。在中日友好的时代氛围下，日方最终妥协。

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稻山嘉宽陪同邓小平参观了君津钢铁厂，邓小平兴致勃发地说就照这个这个样子帮我们建一个厂。稻山嘉宽的随从私下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要求的技术条件可比君津高多了。1978年12月23日，宝钢正式开工。那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宝钢与改革开放同一天生日。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利用国外资金是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便在全国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情况下，让人们放下心中成见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中国曾经最为开放的城市，上海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引进外资的标杆。

在中国专家和日方在为宝钢项目的细枝末节锱铢必较时，上海汽车厂厂长蒋涛在跟随中国机械工业部代表团访问德国大众时，又为上海工业带来了一个重磅好消息：德国大众有意与上海汽车厂合资经营轿车厂。在经历了漫长的洽谈后，1984年德国大众与上汽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了合同。

钢铁领域的宝钢、轿车领域的上汽大众、通信领域的上海贝尔，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利用外资的三面旗帜。

然而所有的光鲜，背后都有着你看不到的苦。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六分之一财政收入来自上海，上海累计向中央上缴的经费超过自身预算收入的13倍。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上海本土工业的落后，产品到了市场经济时代难言市场竞争力。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崛起，上海一度陷入踌躇，蝉联近30年的全国工业产值冠军也无奈旁落。

八十年代后期，上海在两位性格迥异但配合密切的领导带领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扭转了这种颓势。有效利用外资实现上海工业的转型和增长，更是成为城市共识，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亦成为上海工业突围的重要引擎。

1988年，上海在各条线选出最强干部组建外资委，其核心工作准则之一就是简化办事流程、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提出“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政府自上而下的将为外资解决问题视为头等大事。

此前外资投资，手续麻烦是一大痛点，一个100多万美元的投资项目，常常要找四五个委办、盖上40多个图章，最夸张的一个项目要盖126个章、耗时两年。

自上而下、内外兼修，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对外资的运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效率领跑全国。当时每年超过50%~60%的新增投资，都是企业在增资，这充分证明了外企对上海投资环境的认可。而与当时全国有些陷入竞赛式盲目引入外资工业不同的是，上海在把外资与城市发展战略结合方面做到了极致。

此时上海亦开始着手修补本土工业基础设施的欠账，“九四专项”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南浦大桥、地铁一号线等五大基础项目、上海冰箱压缩厂、金阳晴纶等268个工业技改项目、虹桥宾馆、新锦江大酒店等旅游项目的建设都有赖于九四专项提供的资金，这也为日后的浦东大开发提供了成熟的模式。

九十年代上海确立“汽车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站设备制造、钢铁、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家用电器”为六大支柱产业。此后，就开始积极的引导外资流向这六大支柱产业，外资投向这六大产业的项目占比一度超过60%，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工业项目也基本集中在这六大领域，有力地促进了支柱产业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对于外资工业的技术转让和引进消化工作极其重视。

朱镕基曾经揶揄上海大众的总经理“久闻大名。你们日子过得很好啊，反正只要进口散件，组装一下就能卖钱了，钱赚得容易。”经过政府和上汽的努力，1991年，桑塔纳零部件国产率从2%提升到了70%，发动机、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相继实现国产化，上汽日后也成为国产自主品牌的龙头老大。

上海贝尔最初生产的程控数字交换机国产化率很低，上海通过让无线电十四厂与上海贝尔成立合资公司，来实现引进消化贝尔公司的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在50多家企业的配合努力下，1992年该型号程控数字交换机中的9种芯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该项目为我国通信行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华为、中兴的崛起间接提供了帮助。

常有人说，上海对外企总有高看一眼的仰视感，可如果通过开放和学习，可以让自身进步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不呢？事实上，当中国制造需要担纲者时，上海工业始终都是重要支点和核心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