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攫取更多利润，帝国主义资本家迫不及待地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新科技带到上海。在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农耕古国的边陲，上海突兀地成为全球科技的高地。爱迪生发明电灯三年后，南京东路就亮起了15盏路灯，上海是全球第一批使用电灯的城市。铁路、电梯、煤气……黑科技让上海在古老中国中显得魔幻又绮丽。

最能体现上海工业三大优势的案例是著名棉纱工业家穆藕初。这位留美攻读纺织和企业管理的实业家，在1914年就引进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奠基理论“泰罗制”，这甚至早于欧洲产业界。他创办的德大、厚生纱厂产品质量好，企业效益高。但随后他去棉花主要产区郑州创办的“豫丰纱厂”，却很快就被战乱和军阀的勒索拖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列强无暇东顾，而北洋政府的兵荒马乱又被租界拒之门外。上海工业进入了爆发期，民族工业的主体由买办、官僚变为留学生和企业家，经营能力上了一个档次。纺织、面粉、机器等民族工厂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1920年代上海民族纺织企业的生产效率已经不输外商了。

日本在赢得日俄战争后加大了对上海的经济殖民，英美德老牌资本主义亦十分青睐上海优越的工商业环境。在最直面歧视性殖民生活的上海，人民自发地用支持国货来表达爱国精神。1905年抗议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货；1915年反《二十一条》，抵制日货；1925年五卅运动，支持国货。上海始终奋战在对抗经济殖民的前线。

上海成为支持国货运动的中心

彼时日益繁华起来的上海滩既有南京路的琳琅满目，也有外滩租界的纸醉金迷。但苏州河以北和肇嘉浜一带的棚户区才是这座城市的底色。数百万的贫苦移民蜗居于草棚与污秽之间，为那些轰鸣的工厂提供廉价而没有尊严的劳动。申新集团、永安集团、南洋烟草这些国人兴办的企业成为国家富强的希冀所在。

工人阶级的诞生也使得上海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民族的希望与火种在上海孕育。

1927年，上海工业已经拥有了以纺织、食品为主的8大类54个行业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繁荣的商业贸易更是令上海成为全国闻名的销金窟温柔乡。同年国民政府设上海为特别市。同时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县、宝山县17市乡并入，上海工业有了广阔的腹地。

上海民族工业在此后的民国黄金十年期间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生产规模几乎占全国之半。1933年上海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60%，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产业工人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常住人口达350万，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与此同时上海还对腹地形成了经济辐射，不少剿丝厂、面粉厂设在苏锡地区。

然而，这种附着在殖民结构上的畸形繁荣，终究是无本之木，官僚买办性质的政府注定无法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靠山。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数百家工厂毁于日本人的轰炸，杨树浦工业区遭遇重创，展露出上海工业的不堪一击。

1937年7月上海举办了庆祝建市十周年工业展览，民族工业的蓬勃朝气令市民振奋。据《申报》报道：大隆机器厂所制优良品能与欧美各国争衡，使国人吐一口恶气；新药工业的产品“经医师化验师之化验，其效用可与外货相等”；甚至还有厂家试验木炭汽车的制造“以替代汽油”，国人对新能源汽车的探索竟那样的早。

然而一个月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上海工业蒙受致命打击，全市约有2270家工厂毁于日军炮火。随后日军对华商工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强占掠夺，1943年，华商工厂约倒闭2/3，剩1145家；纺织业约90%纱锭闲置，面粉厂开工率不到10%，化学工业、电器工业和机器五金工业企业仅为开工率5%～8%[2]。

抗战胜利后，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美国货的倾销令上海工业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繁荣。帝国主义资本带着掠夺目的建立了上海工业的底子，但通过把持命脉产业和先进技术，对民族企业进行掐脖子，封建帮会和官僚买办亦是跗骨之蛆。民族资本不仅要面对市场激烈竞争，还要警惕种种以委任、租借、合作为名的巧取豪夺。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代代国人为了实业报国的理想，在上海鞠躬尽瘁、砥砺奋进。为洋务运动前后奔走的容闳客死异乡；穆藕初为兴办工厂一度将住房都抵押变卖，晚景凄凉；实现纺织机进口替代的大隆机器厂在日据期间被强占，老板严庆龄一度被扣押……在国家孱弱的时代，所谓辉煌终归是一场海市蜃楼。

1937年化工大王方液仙为宣传自己的“三星”牌日用品，资助拍摄了爱国电影《三星伴月》，当时被誉为“金嗓子”的天后周璇献声演唱了主题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